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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程朱理学辩诬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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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儒学是传统中国的正统学说.但其并未消除传统思想界的内部的分歧和纷争,而是随着社会情景的变迁而不断地更新.宋、明时期所盛行的程朱理学是在综合当时思想界所出现的儒、释、道等思想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承继与创新的新的儒家学说.从这意义上而言,其是传统儒学的发展和扬弃.但是从社会治理或政治意识形态上,其被统治者所利用,并成为当时及其以后政治统治强有力的工具.由此,为以后反理学埋下了伏笔.对此,围绕程朱理学产生的背景、演变的轨迹以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统治制度的影响等问题展开,在此基础上对程朱理学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思考.
关 键 词：程朱理学 新儒学 天理 国法
一、理学兴起之背景
汉代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以后,并未真正消除思想界内部的纷争.社会形势的变化,也不断促成历代正统思想的更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思想史表明,同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往往随王朝的更替而奉行相反的正统思想；甚至同一个封建王朝,也常随统治条件的变化而改用不同的正统思想.例如：西汉先以黄老思想为正统,嗣以今文经学为正统；到东汉,又以图谶为正统；六朝、隋、唐之际,儒、佛、道的正统地位,频繁更易,悲剧迭出；清朝先以宋学为正统,嗣以宋、汉并用为正统,在戊戌（公元1898年）一个短暂时期内,又曾试图以公羊经学为正统.〔1 〕
西汉今文经学之所以能取代黄老思想而成为正统,主要是借助“天人感应”的神学说教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东汉政权垮台以后,中国社会陷入了长达四个世纪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之中.频繁的战争和王朝更迭,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举内侵,造成了悲观主义的流行,两汉官方确立的正统儒学不仅无法解释分崩离乱的社会现象,而且也无从慰藉人们的心灵.汉末制度化了的儒家礼教,又称“名教”,一方面成为压制和束缚人的自然感情的僵死教条,另一方面又成了伪君子们沽名钓誉的工具,引发强烈的社会逆反心理.玄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尽管此时期儒学仍在政治制度层面保持着统治地位,但其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以后,迄至隋唐,佛教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章太炎说：“六朝僧人好以佛老孔比量,谓老孔远不如佛.玄奘亦云”.〔2 〕所以,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这七百年间,可以说是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局面,但理论上佛强儒弱：“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后人有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3 〕应当是对这个时期思想界状况的简要概括.
隋唐时代,中国又恢复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下令在太学内建立孔庙并组织力量编纂《五经正义》,儒学又恢复了官方正统的地位.然而,儒家思想对于社会生活特别是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影响力却在不断下滑.儒家旧典以及孟子、荀子、董仲舒的著作俱在,却不足以充分引发时代的兴趣.一些不属于贵戚豪门的经生儒士虽欲有所作为,终因囿于训诂词章之学,缺乏对儒经的义理研究,所以提不出可以对抗佛学的哲理体系.
与此同时,官方对道教和佛教也表示出充分的礼敬和支持,故佛老思想在这个时期展现出了极大的魅力,尤其是佛教,可以说是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净土、律宗等若干大的宗派,高僧大德辈出,人才济济,理论学说异彩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尤其是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后来居上,发展势头甚猛.佛学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和普及性说教,对于中国士人阶层和劳苦大众均有极大的吸引力,它的信徒不断增多”.比较而言,“儒学遇到了不景气的难题.自汉末儒家经学衰落以后,儒家文化就缺少有力的哲学层面,内部结构呈倾斜和不完整的状态,它只能在政治、礼俗上占有传统的优势,却拿不出新的高水平的哲学理论来同佛学对话.东晋佛学大师慧远就说过：‘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沈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与隐士刘遗民等书》） 〔4 〕梁武帝在《述三教诗》中追述自己进学的三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越来越被吸引到佛学上,在那里寻找精神的寄托.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有所发展.《五经正义》所依据的经注,半是汉代作品,半是魏晋作品,经学只在诠释上达到统一,并未开创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义学,亦未出现儒学的大思想家,因此儒学仍未摆脱被动局面.儒家在三教中的主导地位由于理论上的薄弱而不能牢固”.
道家的复兴和佛教的东来,似乎多少可以慰藉一下那个时代的精神需求.然而,道家的虚无和佛教的来世,毕竟不能真正解决人们现世生活中的种种疑难.中唐以后,以韩愈、李翱为代表,尝试着从儒家经典中发掘出可以同佛老对抗的理论,用以解释其时代所关注的问题,从而成为一种新的治学取向.〔5 〕
韩愈作《原道》一文,指出儒家之道以仁义为本,和佛老的虚无之道不同.他首次援引了《礼记·大学》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他用这段文字作为理论基石,批评佛老的心性玄虚之学,为后来的理学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大学》本为《礼记》的一篇,一般将其归入荀学的范畴,原来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经韩愈这一提倡,成为后来宋明道学家的重要典籍,四书之首.韩愈在该文中还提出了他的“道统”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6 〕韩愈之道统说特别推尊孟子,将其视作孔门正宗,对以后的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国时孟荀两派本呈对峙之局,西汉时荀学一派势大,孟子不免被边缘化.经韩愈这一提倡,孟子地位上升,对以后的儒学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思孟学派与荀学的不同在于荀学较重视外部的规范,而思孟更注重内在的心性修养,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养心”、“寡欲”等等修养方法都是思孟的津要,与佛老有相通之处.不过,韩愈的文章对佛教的批评却是很肤浅的.柳宗元说：“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嗜浮图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焉.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柳氏指出佛教与儒家的思想并不截然冲突,甚至有与孔孟思想相合之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 〔7 〕
其后韩愈的弟子李翱（或谓两人之关系在师友之间）著《复性书》三篇,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但其理论依据则主要是《礼记·中庸》和《易·系辞传》：“道者至诚也等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等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等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 〔8 〕
应当说,在处理儒释关系方面,李翱较韩愈更为明智,也更有远见,因此其贡献亦较韩愈为尤大.〔9 〕楼宇烈先生指出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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