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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程朱理学辩诬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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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辅新命”.可知所谓“理学”,实乃融会中外而又发扬传统之新儒学.贺麟先生也指出：“宋明的理学,虽是与佛教接触很深的很久的产物,但不能说是‘佛化’的中国哲学,只能说是‘化佛’的中国哲学.所谓‘化佛’,即是将外来的佛教,吸收融化,超越扬弃的意思.” 〔20 〕理学之“理”字,依张岱年先生的分析,共有五意：其一谓形式.《韩非子·解》：“理者,成物之文也”；《庄子·天地》：“物生成理谓之形”.其二谓规律.张载：“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 〔21 〕程伊川说：“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22 〕朱熹：“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23 〕其三谓秩序,作此解时常用“条理”两字.李塨：“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 〔24 〕戴震：“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 〔25 〕其四谓所以.王弼：“物无妄然,必由其理.” 〔26 〕朱熹：“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27 〕“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所当然者而已”. 〔28 〕其五谓至当或应当,如前例.日常所谓合理或不合理,就是用的这个意谓.
张先生归纳说,上述五种意谓虽不相同,却亦相通,其间有很密切的联系.就形式与规律言,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规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形式.形式以静体言,以空间言；规律以动事言,以时间言.多类事物在一起存在所依照的形式,也可以说即秩序.而事物之“所以”,即可说是该物所根据的规律.因此,理的前四项意谓可归纳为一个界说：理即变中之常,歧中之一,化中之定.事物于变动不居中而有不变者,这就是“理”.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理是可重复者,屡见者.〔29 〕
赵纪彬先生认为,理学家所谓之“理”,从哲学上说,大抵不外乎二义：其一有理则之义,系指宇宙万物所具有的客观发展法则；其二有理念之义,系指关于宇宙万物及其理则的主观认识概念.〔30 〕
不过程朱之所谓“理”,与西哲所言之理念世界又有不同.刘咸炘先生对此有精辟之解释：“吾华之言宇宙本体,本止一气,庄周‘通天下一气’之言（《知北游》）,乃一切圣贤愚贱所共认,本无如柏拉图理世界之说,即程朱亦不过析言理耳,非有理气二元之见也.道者,理也,气之理也,即有理之气也.理指条理,气指实质.名虽有二,其为物则不贰也,复何争乎?” 〔31 〕
金克木先生有篇谐谑的小文,其中讲说“道”、“理”二字流行之先后,亦颇有趣：“稍微细看一下,‘道’和‘理’的流行又有先后之别.孔、孟、老、庄不大讲‘理’.从宋朝起,讲‘理’胜过了讲‘道’.分界线是在五代十国之时.（当时有位名人叫冯道）这以后‘道’便主要属于‘道家’、‘道教’.‘道学’只粘点边.‘讲道’、‘布道’在基督教社会里.‘讲道理’也简化为‘讲理’了.魏晋南北朝时佛教进来,佛‘法’化进了中国原来的道理.和尚早期也称为‘道人’.但‘法’（达摩）始终没有代替‘道’和‘理’.那时是变化的开始.大变化是在晚唐五代.这以后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便和以前有很大不同了.也许全部过程是从三国到五代,但那太长了.或则可以说,南北朝是一变,五代十国是二变.孔子说过：‘齐一变而至于鲁,鲁一变而至于道.’中国读书人中流行的思想却是,‘道’一变、二遍,至于‘理’.” 〔32 〕
三、理学与四书
理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上所说之理学主要指以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一派；广义上的理学,则又包括陆、王的“心学”在内.
如前所述,宋明理学,在西方又称之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亦即有别于先秦的原始儒学,也不同于当代的新儒学（New-Confucianism）.先秦儒学是在晚周“礼坏乐崩”的社会背景下兴起的,是以孔子思想为基准,指引“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道德真实感”,即所谓“仁”,用以发掘人的生命的价值泉源并从而重建社会秩序的学说.而宋明新儒学则是在面对外来族群（如辽金元）的大举入侵和佛老思想挑战的社会形势下兴起的内圣之学,即以内在道德心性之修养为途径,广泛吸纳佛老之学的方法论、修养论,在形而上学方面有所发展并从而形成了高度理论化的学说体系.〔33 〕
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理学家大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佛老的影响,故其著述中有不少近似佛老的概念和提法.〔34 〕
举例说来,理学特别重视个人的心性修养,这里面既有佛教的影响,也有《四书》的作用.关于此点,余英时先生有很精辟的研究,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主张“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治人”必须先“修己”,此中也有佛家的影响.这是《四书》兴起的历史背景.《四书》之所以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主要是因为《四书》是教人如何去做一个人,然后治国平天下.《大学》、《中庸》在汉代并不受重视,并没有人专门讲《大学》、《中庸》的,专门讲《中庸》的,要到佛法传来后,佛经中讲喜怒哀乐、心性修养,讲人的精神境界,《中庸》才因此引人注意.六朝梁武帝著《中庸注疏》,即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因《四书》的出现而深化.佛教讲心与性,儒家亦然,只是儒家这方面的思想被冷藏在典籍中未被发现而已.宋以后,三教彼此影响,一方面走上世俗化,一方面重视个人或自我.儒家讲修齐治平,不能脱离世界；庄子则是世界的旁观者,不实际参与,认为社会是妨碍个人自由的,要做逍遥游；禅宗教人回到世界去,教人砍柴担米就是“道”,平常心就是“道”,不必到寺庙,在家亦可修行,后来就有了“居士”的产生.此类马丁·路德的做法,主张不必看经典,也不必相信神话.禅宗讲“自得”,和孟子、庄子完全一致.所以中国人并非自古即崇尚权威人格,压抑个性.例如韩愈在《师说》中就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禅宗所谓“智过其师,方堪传授”的翻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服从权威性格反而在五四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先是奉西方大师为无上权威,后来则尊政治领袖为最高权威等那么为何以《大学》为第一篇?是因为个人最后必须与社会国家产生联系；如果没有《大学》,只有《中庸》,则会流于只讲个人,没有大我观念.但中国人不能完全放弃大我观念,宋代的外患严重,民族危机很深,我们不能想像当时的思想家能专讲“小我”,不要“大我”.宋明理学家的贡献是对个人心理有更深刻的解析和了解,所以理学不仅是伦理学,也是心理学.〔35 〕但理学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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