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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程朱理学辩诬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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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逻辑思辨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这里,他只好放弃自己所标榜的讲究“所以然”的说理,而乞灵于“所当然”的武断.〔62 〕王阳明对程朱学派的怀疑,正是看到了上述“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之间的矛盾.他指出“纵格得草木”之理,也不可能“诚得自家意”.因此,朱熹将“物理”与“吾心”“判而为二”,徒陷于“支离外索而不自觉”,〔63 〕终归无益于人伦日用.
晚明以后又有所谓反理学之一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夫之、颜元、戴震.此派与程朱派之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以为理在气先,气有不在而理却恒存；后者以为理在事中,无其器则无其道,故于事物所照所察不谬即是中理.〔64 〕
理学兴起之初,原本受到官方的排斥,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反暴君、权臣、宦戚、小人等因素,更不能为当局者所见容,乃至发生庆元党禁等政治斗争.至南宋宁宗时,史弥远当国,采取“阳崇之而阴摧之”的手段,一面把道学奉为官方正统,利用其中有利于统治的内容以为钳制人民思想口舌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真心要推行理学思想的官员（如真德秀、魏了翁）贬抑罢黜,致使在许多人眼里,官方思想与理学家的思想混为一谈,乃至引起许多有良知之士对理学的反感.明中期以后所谓“反理学”一派的兴起,便有这方面的背景.〔65 〕
宋明理学最为后世诟病的是其所倡导的“存天理,去人欲”说.此说自明中后期起便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受到了猛烈的抨击.
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存天理、去人欲”也是理学各派的共同主张.官方将理学家的这一学说口号化、简单化,专以压制民众的正当要求却从不加以自律,因此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感,甚至形成一种普遍的逆反心理,一如魏晋时阮籍辈之反名教而唱自然.
然而,最早将天理和人欲这对概念对立起来的,并非始自宋儒,而是“其所有来者上矣”.有学者指出,至于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我们发现最早似乎是在《礼记·乐记》和《淮南子·原道训》中,两书的文字几乎是相同的.《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等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淮南子·原道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容）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高注,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高注：不能反己本所受天清静之性,故曰‘天理灭也’,犹衰也）.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高注：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说曰：天,身也,不以人间利诱之事易其天性也）.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高注：言通道之人,虽外貌与物化,内不失其无欲之本情也）.”两者同样把天理与人欲对立,文字大同小异,《礼记·乐记》之文,《史记·乐书》也有,关于“人欲”产生的辞句属于解说性质,这与“记”的性质是一致的.这些话还有更早的源头,两书都照引了.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礼记·乐记》引此论述的结论是：“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而《淮南子》的结论是将通道之人（“达于道者”）的心性修养,所以下面还有一些话反复加以说明等所有论述都归结到“几于道”,这个“道”,也有“静”的“天性”或者“天理”,“达于道者,反于清静”,与老子的“好静”、“无欲”等思想一脉相承.朱子等人肯定是读过《礼记》的,《朱子语类》卷八十七中还记有上引文中的几句具体解说.《淮南子》也不会没有看过.然而其“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不是像《礼记》那样急于去“制礼作乐”,而是像《淮南子》那样要注重个人的心性修养.〔66 〕
清代反理学名将戴震在其名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有句名言：“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67 〕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但是戴震将朱熹所说的“明天理,灭人欲”之“人欲”等同于“包括着饮食男女等人们生活必需在内的”“人欲”,实属偷换概念.〔68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理学家所反对的“人欲”,并非反对人类正常生活的基本欲求,而是反对不加节制的纵欲.冯友兰先生说：“饮食男女之欲,宋儒并不以为恶,特饮食男女之欲之不‘正’者,换言之,即欲之失者,宋儒始以为恶耳.” 〔69 〕因此,我们在讨论理学家的天理、人欲命题时,必须注意到,他们所说的“去人欲”,并非等同于宗教上的出世的禁欲主义,甚至也不是单纯的节欲主义,而是主张“以理御欲,以公统私,以道心（仁）支配人心,以仁为最高价值的伦理本体的学说”.〔70 〕再者,程朱提出“存天理,去人欲”,是有我之境、修身治己的道德话语；虽从普遍意义上讲可适用于任何人,但从施行程序和社会效果上讲,则是专门针对政治上的统率者说的.因此宋儒提倡此说,总是先从帝王国君之正心诚意说起,然后才谈到治国行政的具体措施.但是此一学说一经为官方所掌握,便全然丧失了其本来的用意,转而成为压抑人性、悖逆人道、摧残人类的歪理邪说.此正庄子所谓：“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等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自明季以来,反理学似乎已在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思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明清反理学思潮中,不少思想家从学术角度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其深度亦不逊于戴震,如王夫之；也有不少思想家从政治角度对程朱理学进行批判,其猛烈亦不乏惊人之语,如李贽.然而,在这两方面都能达到其所在时代巅峰的思想家,有清一代,盖戴震一人而已.〔71 〕
戴震反理学之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者,莫过于他所提出的宋儒“以理杀人”的著名论断了.有学者说：“在乾嘉考据学者中,戴震不但以博大精湛的考据思想名噪海内,成为皖派学术的代表人物；而且以其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批判之尖锐,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启导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曙光.” 〔72 〕
平心而论,戴震的理欲之辩和他所提出“以理杀人”说,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于人们反抗威权、摆脱思想束缚、解放个性或许能起到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从严格的学术思想角度来说,则不能不审慎地加以辨正.
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意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等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73 〕
在这里,戴震批评程朱所说的“理”为“意见”,意即“主观臆断并用以治人”,因此才有他所谓的“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此说如果不是对程朱的有意曲解,至少也是误解.关于此点,祝总斌先生曾细加驳辨.他指出,戴震将程朱的“理”等同于“意见”并因而大加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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