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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已进行过6轮,新闻出版总署1949年以来共进行过8次调整,2013年3月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公布,在出版传媒界引发关注的是将原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是1982年以来我国中央新闻传媒管理部门调整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这次改革会给业界、学界带来哪些新思路、哪些新课题,我们特别邀请业界、学界的几位专家谈谈他们的看法.专家们思考的也许正是同仁们共同关注的.(以上专家按姓氏笔画为序)
本刊记者:新闻出版与广播影视是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属性最强的、与国家走向关系最为紧密的行业,行业发展较快,学术界对实践经验梳理较多,但相关理论构建相对滞后,对行业的前瞻指导不足.两个领域中,跨界研究较少,往往是各说各话,相互隔膜.新闻传播与广电总局合并后,行业资源共享,跨界研究也是必需的,您认为学界应如何应对新形势,最大难题在哪?您有过跨界工作、研究的经历吗?
海飞:在党的十八大后进行的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中,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组建成立了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是文化建设中的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机构改革.
对新总局的成立,我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因为在我的人生经历里,我既是“广电人”,又是“出版人”.1988年至1993年,我曾担任过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甘肃电视台台长.1993年后转行新闻出版,长时间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中国少年报社社长、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在过往的岁月里,经常有朋友问:“干电视与干出版有什么不一样?”“搞电视好还是搞出版好?”“当台长与当社长有什么不一样?”而我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一根文化藤上的两个文化瓜,长得有点不一样,其实味道都一样.”有时也会说:“电视像奔腾的江河,充满着文化的活力;出版像幽静的湖泊,彰显着文化的定力.”有时还会说:“广播电视与新闻出版合起来可能会更好.”
齐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文化领域的特殊性,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市场化改革、产业化发展没有先例,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长期以来,传媒学术界在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很不够,总体上是理论滞后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传媒学术界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精神,强化传媒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和产业政策方面的理论创新,更好地指导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发展的实践.应从三方面入手:
1.全面总结和研究文化传媒改革30年的实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与总结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改革发展的脉络、历程、经验和教训,对一些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进行系统的概括、总结、集成,对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照.
2.加快研究文化传媒改革与发展的顶层设计.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紧密结合我国文化传媒的实际,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发展做出切实可行的顶层设计,确保我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转型跨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3.认真制定和落实文化传媒理论创新的规划.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快制定出我国未来5年、10年的文化传媒理论建设规划,加大对文化传媒理论创新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坚持走产、学、研一体化的路子,充分发挥传媒院校、院所、行政管理部门和传媒文化行业工作者协同互补的优势,将文化传媒理论创新工作落到实处.
肖东发: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组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是大势所趋,顺势所为.因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本来就有许多共性,可实现行业资源共享,以往跨界研究很不够,学界应适应这个新形势,把原来的新闻专业、广播电视专业、编辑出版专业整合起来研究,把传播学研究和实践真正融为一体.而目前在科研和实践中上不去、放不开,最大难题是思想不解放、不自由,经常有那么多的这不准那不准,出版和教育都难以搞好.只有思想无禁区,才能充分发挥思想者的创造性,才能有精品问世,只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能真正建立一流大学,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王亚非:最大难题在于学界忽视产业发展实际问题,学界研究人员缺乏自主创新的勇气.表现为自主创新理论少、突破少,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多、西方理论多;忽视产业发展实际问题,与产业界结合少;短期研究多,长期研究少;个案多,整合少;小课题多,大课题少.
要增强对新闻出版广电跨界整合发展的理论指导性,产业界、学界应加强联合开展课题研究,突出解决实际问题,重点突破理论问题,自觉遵循“学术无禁区”,主动创新.当前,要积极开展新闻出版广电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跨界融合研究、国际传媒业整合案例研究,尤其是在基础资源共享、人才培养与使用、经营机制、激励机制创新等方面,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背景和实践,分析可能路径、优缺点、注意事项及成败得失等.
本刊记者:实行大部制的根本目的是大发展,主要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管理中的交叉、重叠、真空领域,减少协调成本,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进而实现资源共享.这些举措应该说为业界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但业界的反应却冰火两重天,有些出版部门的负责人认为,大部制改革是政府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这种现象是否说明大部制的改革可有可无,还是业界发展与机构改革关系不大,抑或业界早已走在了机构改革之前,或业界根本不打算利用这个政策?
王亚非:总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大融合、大繁荣的时代即将到来.出版传媒集团必须“通观天地”,瞄准方向,明确定位,选择合适路径,实现跨越发展.以前强调“跳出出版看出版”,现在必须“跳出文化看文化”,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不错失发展机遇.作为文化传媒企业,既要抬头看天,也要脚踏实地.观天以识大势,不迷失方向,少走弯路、不走错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办好实事,力戒“清谈空议”,不误发展时机.那种“认为大部制改革是政府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古今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无论自愿与否,都要接受政府的管理与服务、指导.政府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将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各种影响.文化管理领域大部制的推进,毫无疑问,对我国包括出版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忽视大环境,埋首小事业,表现为“自恋”,将会极大地阻碍事业的发展.
毋庸置疑,在总局成立前,跨界发展的现象已存在.最近几年来,时代出版涉足影视业务,曾投资拍摄电影《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王家坝》《决战前》等,长江出版传媒、凤凰出版传媒都成立了专业影视投资公司,涉足影视业务;浙报传媒涉足游戏业务,发行集团相继投资成立“文化销品贸”、开设体验店,涉足电影院线领域;影视制作单位、经营单位成立文化公司,将优秀广电节目转化成图书等等,无不以版权为纽带,以资本为杠杆,运作大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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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总局的成立,是对业界跨界发展的积极回应,是政府政策导向上的支持.然而,大部制的组建,反过来,将加速推动全国新闻出版广电系统机构改革,实现纵向整合.与之相应,调整管理职责,或取消、或下放、或加强,都将影响产业界实践.同时,文化产业领域相关方针、政策、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管理规则必将做相应调整,从根本上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业界应当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评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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