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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报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颜李学派的哲学困境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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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学术分类在当时别具一格.直到习斋逝世之前,他交代弟子说：“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他的一生都在以身载道,竭力向他心中的圣人靠拢—“性明而修,性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极而至.”三、李塨对颜学“格物”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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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受学于颜习斋,以三物为学之本,以期致用.除习斋之外,他还先后学琴于张函白,学射御于赵锡之、郭金城,问兵法于王余佑,学书于彭通,学数于刘见田,学乐于毛奇龄.三十七岁之后,李塨几次别师远游,将习斋之名传播远方,并广结名流、博采众长,主要论著有《大学辨业》、《论学》、《拟太平策》等.若了解颜元弟子李塨论“格物”与其师的不同,必须深入了解他所处的学术环境及其师友的影响,勘察他一生思想变化的全过程.

王国维曾这样评价清学,已成为定论：“清学有三变,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晴之学新.”他准确概括了清学发展的全过程.清初80年的学术历程是由诸说并起、纷然杂陈,以明亡弊病的反思而掀起经世思潮渐渐转向以经学济理学并成为学术中坚的过程,这是大环境下的学术脉络,不得不重视这种大的趋势对李塨的影响.

师承颜元之前,李塨的幼承庭训必须纳入他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李塨的父亲李明性学宗程朱,师从孙奇逢,所以,调和朱陆的孙奇逢必然对李塨的思想产生过一定影响.李塨二十岁时师事颜元,学习六艺之法,直接继承了其师的习行思想.三十七岁后南游,“遍质当代夙学”,经学家毛奇龄、胡谓、邵廷采等与他交往甚密,毛奇龄说颜李学“不知六艺名自所始,反谓六经书册不是道艺.”李塨三十九岁时再度入浙,已经接受了毛奇龄、王复礼的学术主张,重视考据学的方法.但他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他的本意是要把训诂经传作为一种手段以广布颜学,但他取证于经书的方法还是违背了颜元的实证主义,颜学在他逝世后竟然戛然不传.

李塨一直是颜元学说的继任者和笃信者,他对颜学的吸收重在躬行六艺上,他说：“塨谓六德六行之实事,皆在六艺.”他解“格物致知”的“格”为”到其域而通之、搏之、举之,以至于极”,“物”是六艺、六德、六行之实事,“格物”即是“举事”.李塨指出,古人学习六艺、六德、六行以“成己成物”,然后由知以行,这才是格物致知的先后定序,他说：“从来贤圣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在知行关系上,李塨强调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亦主张体用兼备、知行并全,因此他有说：“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求知的过程是“学（行）—知—行”的螺旋上升的三段式.李塨的格物与颜元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知与行视为人们认识事物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既指出了知对行的指导,又强调了行对知的检验,具有深刻的思辨色彩.他弥补了颜元在知行关系的不足,是他在颜李学派“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一大贡献.

四、颜元“格物”论的理论困境

颜元说学问必须以实践为考察而不是依附于经书,他极力反对引经据传,认为习行的功夫不在言语和文字上,最后竟得出“读书一二卷亦足,虽不读书亦足”的结论.颜元说,孔子的学问就是处处向习行上着力：“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其为人也孝弟”,哪一样不是行呢?颜元指出读书并不能益人才德,只会使人萎靡衰弱,他的本意无非是想倡导有利于国家计民生的实用价值,其结果又难免矫枉过正,竟得出读书无用的结论.

从儒学的内在发展来说,儒学内部的演进或争斗只能诉诸于原始的经典,取证于经书的结果就是训诂.格物致知既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那么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最终必须归于信息的概括,这个意思是说,“格物致知”的结论必须从儒家经典中衍出,又印证于儒家经典的考证,否则便毫无根据.颜元的“格物”因反对读书和考据训诂而导致了“格物在格物”的结论.然而,清初学术发展趋势是以批判继承宋明学术为先导,经过清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调整,经世思潮已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到戴震的“返而求诸六经”,儒学内部的争论只能从儒家的原始经典中寻求证据.毛奇龄与李塨论格物不和时作《大学逸讲笺》攻击颜元,说《周礼》非周公书而不足信,直刺李塨的痛处,也为李塨从考据学中为师说立证埋下伏笔,颜元因薄视考据而沦为孤军奋战的境地,他的学说最终难以和大的学术趋势相抗衡,而淹没在“道问学”的洪流中.

颜习斋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有所必为”,以政治的实践为目标,以民众的生存为根本,甚至在评王安石变法时指出利义兼重才会使国家富强.他认为要改变“学丧道晦”、“四海溃弱”的现状,就应效法三代,恢复井田、封建、学校,教文教武,将人才的培养与国家的政事相联：“人才与王道相生”.李塨在《阅史郄视》中更以“文辞盛则世道衰”来暗示对清廷文化专制的不满,他尖锐指出“明之廷杖,甚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贤人君子,必多高蹈而不仕矣.”然而儒家无法用制度来限制君权是赤裸裸的事实,从古至今,儒生在庙堂之上的意气风发都建立在对君权的妥协上,统治者必须对儒生严加控制来达到抑制舆论的目的,从秦帝国的焚书坑儒,到雍正时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之狱,这个事实从来未曾改变过.颜李学派一方面无法忘却作为儒者应发挥的建言统治者的责任,一方面又面临尴尬的处境.他们无法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只能是势单力薄的个体.清初,时人论以孙夏峰、黄梨洲、李二曲为三大儒,这三人都已陆王为宗主,在当时成为学术的引领者.除外如毛奇龄、万斯同、顾炎武、阎若璩,他们对传统学术做出全面的和总结,却未有一个人能够冲破考据、义理、辞章的壁垒,也未有一个人能逾越程朱陆王的藩篱,独有颜李学派对以上一概排击,独树一帜,他们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被梁启超说类墨,被章太炎说类荀,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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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塨作为颜元的主要继承者和传布者,一生把“广布圣道,传之其人”作为他的重大责任,在清廷对思想界严密的控制下,颜李可传之人程廷祚由于李塨的一个门生被逮捕入狱而险遭牵连,程廷祚越发意识到,公开宣扬颜学难免会有身家之虞,从此不应乡举,闭户穷经.李塨也曾把希望寄托于颜元的另一弟子王源,无奈王源师从颜元时已经五十六岁,也不可能是最佳人选.李塨深知传布颜学可能面临的危险,四十四岁送别王源西行时对他说：“力行,阐道,延才,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