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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地理论文范文,与我和复旦三教授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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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民主志士.青年时代,就以一腔热血,投身于救国事业,1920年代中期起追随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诸将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那部60万言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是他与华振中先生合著的,书中可见朱先生的殷殷爱国之情.由于国难当头,壮志难酬,1934年朱先生远赴德国,师从经济学家韦廉·盖洛夫教授,攻读财政和经济学理论博士学位.一次,见其导师主编的三大卷《财政科学大系》论述各国财政史,独缺中国,遂愤然以《中国国家财政和财政制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填补了国际间关于中国财政史的空白.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又先后在内迁西南的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商学院任教授.著有《经济学纲要》、《中国经济史纲》（合著）,现在这两部书均为《民国丛书》重印出版.我与朱先生来往多了,成了“忘年交”.有时我到他家,有时他来我家,我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一次,他说,他曾经撰写了一部中国经济史稿,交上海一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已预支其部分稿酬,“文革”期间,他遭批斗,稿费被迫退回,书稿退还,后又被造反派抄去,至今下落不明.“文革”后,他虽已七旬高龄,但心情舒畅,精力充沛,在指导研究生,摘幽摘骊之余,重新整理撰写的旧稿终于得到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教授的肯定和鼓励,并提议书名改为《中国国民经济史》,并推荐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110余万字,分上下两册,出版社告诉他最近即将付梓印刷.
可是,等了一年多,书还未能出版,写信给出版社,又得不到回音.后来听说,他这本书比较专业,读者不会多,销量少,出版社要赔本,暂时不能出版.朱先生听了这一消息,又是急,又是无可奈何.他知道我交际广朋友多,向我“求救”.
我听了朱先生的“诉说”,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先生一直做行政工作,经历了多次“运动”,无暇顾及著书立说,好不容易写了_一部书,“文革”中又被“枪杀”.现在,朱先生在退休之后,无论寒冬和酷暑,从不间断,废寝忘食,锲而不舍,重新撰写这部著作,可以说凝聚了他晚年全部心血,是他一生研究经济学的结晶!他已经80多岁的老人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我和朱先生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但是,作为一个编者面对作者有困难的时候,不能无动于衷,应该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
于是,我翻阅朱先生的这部书稿,觉得这部著作,上起远古,下迄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先生从浩瀚的史料中去粗存精,论述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探索其间的因果关系,尤其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更有精辟的见解；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兴衰的规律,真实地再现了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图景,对当前的国民经济建设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
说来也巧,这个出版社的社长叫王俊义,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师,是一位清史研究专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到上海华东医院来为该校校长郭影秋做口述历史.那时,常来报社找我,与我关系不错.于是,我说：“这件事让我来试试看吧.”于是,我给王俊义社长写了推荐信,介绍了朱先生的经历和这部书稿的内容,请他们无论如何也要高抬贵手,给予出版,以圆老先生的梦.信,很久没有回复,我没有灰心失望,又再去信,言辞极其恳切,终于打动了他们的心.王社长来信了,告诉我他们经过讨论,准备近期出版朱先生的著作.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朱先生时,老先生高兴得像小孩,在来信中说他一生遇到许多“恩人”,我是他晚年遇到的“恩人.”
1990年代末,我搬家了,从国顺路搬到法华镇路,离复旦远了.我只能偶尔到复旦顺便去探望朱先生.他却常常给我写信或打,说是向我“汇报”.他多次给我写信,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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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我在复旦历史系时,他为我们年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同学上选修课,我是古代史专业的,有时间就去“旁听”.他讲课常常开“无轨电车”,但是生动活泼,对学生颇有启发,讲得起劲时,声音很大,有时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尤其那一口浓重的闽南话,我听起来特别亲切.不过,在学生时代与他不熟悉.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才和他有联系.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住在国顺路,与他住处近在咫尺,常到他家拜访,他的文章也常在我主编的《文汇报》“学林”专刊上发表.他和我交谈时,常常说到出版自己的“全集”的事,希望我能够帮忙.据我了解,他所撰的文字时间从1920年代至新世纪,跨度70年,时间长；字数至少也有400多万,而且绝大多数已经出版,有的还是一版再版,这样的“全集”销路一定不多.虽然,蔡先生有很大的知名度,但许多出版社都不敢接手,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能够出版蔡先生的《全集》,我和一些老乡曾经去找复旦有关领导,请学校拨款资助.他们的回答是复旦的老教授多,许多人都要求出书,如果要拨款吃不消.所以,蔡先生不能开这个先例.出版社不想出版,学校不愿资助,怎么办?
二十一世纪初,蔡先生因年老体衰入住华东医院,他的儿子蔡法受父亲之托,又来找我,说他父亲在医院最惦念的是出版“全集”的事.并且交给我《蔡尚思全集》出版的“授权书”：“本人认可施宣圆先生全权代理我的《蔡尚思全集》所有出版之事务.谨此拜托!”蔡法说,这是他父亲一件未了的心事,请我尽力促成.
蔡先生的“全集”有没有学术价值呢?先生一生著述甚丰,有的是传世的经典,比如《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文化史要论》、《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墨子思想要论》等.应该说出版他的“全集”是有学术价值的.
面对蔡家父子的恳求,我岂能无动于衷!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蔡先生是我的老乡——泉州人.
蔡尚思是福建德化县人,德化县属于泉州市管辖.于是,我想起时任泉州市市委书记的施永康,他是我中学同学,我比他高几级,近年来我常返乡,与他关系甚好.他是一位很有魄力、很有眼光的干部.这几年,他主政泉州市,提出大泉州发展战略,明确把“发展大泉州经济,弘扬大泉州文化,建设大泉州城市”作为治泉方略的三大框架,明确以文化撬动经济发展,重塑城市形象,把文化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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