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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区的建筑格局很有特点,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在这里和谐统一.庄严美丽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成为北京的名片.北京全城建筑整体协调、布局合理,地面和地下建筑协调统一.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外来人员涌进北京,使得北京城区人口超负荷的情况下,仍然能正常运转.这个结果,与毛泽东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
保护北京古代建筑
现在的北京城区,古代建筑与现代建筑和谐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结构特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以至世界申遗,北京就拿到多项.我们在为此感到骄傲时,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保护,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古代建筑与现代建筑和谐统一的格局.
1948年解放军围住北平,各种火炮对准了城中国民党守军的工事.毛泽东考虑到,一旦仗打起来,迫击炮、榴弹炮等各种火炮齐轰,将毁掉城中古代建筑,便于当年12月17日亲笔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特别提到了要保护故宫,还要求: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要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后来,北平和平解放,古代建筑免遭战火而得以保存.此前毛泽东为保护北平古代建筑所花费的心血,是值得称道的.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成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订建设规划时,有人提出,要把拆除一些古代建筑列入规划中,甚至有人提出要拆除故宫.先是苏联专家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宫的位置.后来,一些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说一见到故宫,就想到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穷人受苦受难.当年,在中央和北京市的高级干部中,主张拆除北京城古代建筑的人占多数.在“大跃进”的风潮下,毛泽东曾一度表态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他还批评一些主张保护古代建筑的人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但当拆除古代建筑引发争论,许多同志不赞成这样做时,毛泽东对这件事采取了慎重态度.周恩来经过反复思考,和北京市搞城市建设规划的干部共同商量了一个保护包括故宫等古代建筑在内的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方案.在多数高级干部主张拆除北京城古代建筑的情况下,周恩来的方案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是很难行得通的.
毛泽东不仅明确表态支持,还具体指示周恩来:古代建筑一定要保留,但可以把这些古代建筑统一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植树区,搞一个群众都能进去休息娱乐的大区域.同时,建设东西长安街,在长安街附近建设机关办公楼.周恩来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毛泽东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保护起来,防止被拆除.
周恩来还召开国务院常务会,把毛泽东这个意见定下来.之后,他于1958年4月14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绍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意见:每年由中央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一两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正是根据这个意见,后来才有扩建长安街的计划.
但是,这个规划,还要与北京市的总体规划相协调,毛泽东在和彭真谈话时提出,北京要尽快搞出总体规划.北京市进行反复研究、协商后,把保护故宫作为重点,于1958年9月搞了一个《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这个办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张拆除故宫的人,见这个规划突出了群众性,也有建设万人大礼堂(后改称人民大会堂)等大工程,也就没有话说了.
20世纪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城区交通紧张,要拆除故宫,在故宫中建一条马路,以方便交通.连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提出,北京城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他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是把事情绝对化了.我们必须改变,才不致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在一片拆除声中,一个要在故宫里建一条东西向马路,把故宫中文华、武英二殿辟为娱乐场所的方案被提了出来.当时有许多老学者、老专家反对这个方案,为此,他们甚至在一些会议上痛哭流涕.周恩来听到这个情况后,明确表示,不赞成拆除故宫.他还说,我要向毛主席去反映意见.之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觉得周恩来的意见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态度向下转达后,拆除故宫建马路的意见不仅被否定,而且有关部门开始就保护故宫等古代建筑问题进行反复研究,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
由于毛泽东决策保护北京城古代建筑,使北京城至今仍然保存着以故宫为主体的一定数量的古代建筑.这些古代建筑,和新中国成立后新建设的建筑物和谐地统一于北京城市建筑格局中,使这座城市显示出了它的历史厚重感.
亲自决策改建天安门广场
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个意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前,北京要搞一批大建筑项目,重点是改建天安门广场,在新拓建的广场上举行国庆大阅兵.毛泽东这个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支持.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于1959年9月前,改建天安门广场,并在北京建设一批公共建筑工程,即万人大礼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后来中国美术馆缓建,改为建民族饭店与华侨大厦,两个博物馆合为一个博物馆.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北京十大建筑”.
北京市搞国庆大工程的决策定下来后,毛泽东把目光更多地投放在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上.他曾对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谈对天安门广场改建的态度:改造天安门广场要反映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气魄要大,要使它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毛泽东在另一次和彭真谈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时说: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天安门广场改建指导性意见,北京市搞出了一个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方案,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把这个方案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1958年12月,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亲自介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会议通过了综合设计方案:天安门是一个庄严雄伟的政治性广场,保留正阳门和箭楼,拆除中华门,东西两侧分别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国家大剧院,其体形、体量和高度,既取决于建筑物本身的需要,也要与广场的整体性,乃至旧有的古建筑相协调.广场面积初定40公顷,略呈长方形.相当于5个巴黎协和广场、4个半莫斯科红场或者40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仔细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最后明确表态同意按这个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方案实施广场改建工程.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礼堂、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也被批准.
实际上,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是与广场两侧的建筑工程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也就把广场改建工程和广场东西两侧建筑工程联系在一起考虑.他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后,同意了这样的指导性原则:天安门广场整体要形成雄伟壮观格局,要方便中央工作;建筑要对衬,广场四周建筑物对广场中央应该有一个向心状态.按照这个指导思想,专家们进一步拿出了一个广场四大建筑两两相对的初步方案,即:广场两侧的建筑,东边为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西边为万人大礼堂、国家大剧院,两两相对分立,朝向于广场正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后来在设计过程中,方案又有所变化.专家们报请周恩来最后决定: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何时建,另外考虑;东边原定建两个博物馆合为只建一个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西边只建万人大礼堂.这一思路恰合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建筑格局.这个改变,与毛泽东原来确定的总的指导思想相合,因此,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这样便形成了天安门广场一直保持至今的特有格局.
毛泽东除了关注广场地面改建工程外,也特别关注广场西侧建筑万人大礼堂工程.早在1956年,中央就酝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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