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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类有关论文范文文献,与去苏联:改写中国美术史的留学之旅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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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的一天,北京前门火车站.
1000余名中国留苏生,身着正装,手提统一的棕色牛皮旅行箱和绿色军用帆布箱,按车厢编号,列队登上了一列漂亮的软卧列车——那本是接送人大代表的专列,临时调来送这些天之骄子们出国的.
列车开动,窗外的风景疾速后退,车窗上贴满年轻的脸,送行的人群渐行渐远.有人唱起了苏联民歌《红莓花儿开》和《喀秋莎》,歌声很快连成一片.
24岁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研究员全山石,就在其中的一节车厢中.高而帅、笑容羞涩的他,有一种艺术生的独特气质.同车厢的学生中,有学航天的,有学原子能的.旅途漫长,他们上午背单词,晚上“侃大山”.
火车行至满洲里,全员下车,车厢被悬吊起来,更换车轮.从这里,列车将进入宽轨的苏联境内.
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列车一路西驰,穿越无际荒草和苍茫森林.白昼渐短,黑夜变长.六天六夜之后,终于驰进了莫斯科尤拉斯拉夫车站.
从这里,油画系的全山石、肖峰和林岗,舞美系的齐牧冬和周正,转乘豪华软卧列车“红色火箭”号,奔赴梦寐以求的列宾美术学院.
位于列宁格勒（现恢复为旧名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的列宾美术学院,全名为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研究学院,是世界著名的四大美术学院之一,也是当时唯一严格保留现实主义训练模式的学校.“250位农民的全年收成”
1951年,全山石还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一年级的学生.
这一年,经过国家院系调整,学校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潮中,原校长林风眠因为“画的东西老百姓看不懂”而被免职.
苏联文化成为国人追捧的时尚.公交车上张贴着学习苏联的宣传品,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放着《喀秋莎》,年轻人争相朗诵高尔基的《海燕》.
从这年起,中国每年都选派一至两千留学生赴苏学习,但以理工科为主.直到1953年,李天祥、钱绍武、陈尊三和程永江四人,才成为首批艺术生,进入列宾美术学院学习.
1953年9月,全山石毕业之时,学校接到了国家选拔新一批留学生的通知,他和低自己一届的肖峰入围.经过政审、初试（文化和政治课）和复试（专业课）,两人双双幸运地被录取,成为留苏预备生,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学制为一年.
在留苏预备班里,他们除学习俄文和政治科目外,还要学习外事礼仪（包括学习跳交谊舞和送花的礼仪等）,进行长跑、跳远等体育项目考核,有些人在学习过程中就被淘汰了.
学习结束后,经过学科考试和再次的全面考核,并通过严格的体检（当时强调不能带病出国留学）后,他们才真正成为留苏生.
留学的所有费用由国家全包,所需衣物由国家一次性供给,从中山装、皮衣、夹衣、棉衣、衬衫到内衣、袜子,一应俱全,多为藏蓝色,只有一套淡粉色的西服,供留学生们毕业答辩和外事等场合穿着.
全山石和同伴们每月领到的补助是500卢布.当时卢布对美元的比值约为1：1.1,因此,与一般苏联本国学生相比,他们的生活费相当富足.每人每年的费用,用教育部长杨秀峰的话说,相当于“其时250位中国农民全年耕种的收获”.“学油画,先吃西餐”
到列宾美术学院之后,师兄李天祥等人,轻车熟路地带他们熟悉地形,帮他们安排宿舍.
但一年之前,社会主义“老大哥”们欢迎首批中国艺术留学生的方式并不算太友好.
第一天到莫斯科,李天祥就丢了一个旅行箱.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社会主义天堂”竟然会丢东西,这让他非常想不通,但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没有向组织汇报.
到苏联之初,常有苏联同学问他：“中国有橘子吗?有香蕉吗?”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只有两样东西：沙漠和大米.李天祥翻出字典,用生疏的俄语告诉苏联同学,中国不但有橘子香蕉,还有苏联没有的荔枝.新年晚会上,他与陈尊三表演了中国的近景魔术,苏联同学惊叹不已.从那以后,中苏同学之间的关系渐渐融洽.
初到苏联,语言仍然是留学生们最大的障碍.俄语中的12种变格,是最让他们头痛的.中国学生多结伴而行,课前一起预习,课后再找苏联同学借笔记.
饮食习惯是另一大障碍.学校食堂里的早餐通常是面包、黄油、酸黄瓜、鱼子酱,午餐中唯一接近中国人口味的是西红柿、洋葱和土豆煮成的杂拌汤.为了吃得舒服,他们晚饭多自己做面条、白菜烧肉等.
在中国学生里,全山石要算个异类.他认为,要学好油画,就要先在生活上跟苏联同学打成一片.他是所有中国学生里唯一坚持吃西餐的.在他看来,西餐有程序,一道一道的,跟油画一样.
他主动要求去全由苏联学生组成的班里学习.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没有油画传统,学校教的都是土油画,冷暖色彩规律都不清楚.而苏联学生从附中就开始学美术,色彩、造型能力远在中国学生之上.
他还常去苏联同学家中留宿,与他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去乡下写生,一起去集体农庄劳动.最初,文化上的差异让他极不舒服.去苏联同学家住,竟然被要求缴伙食费和水电费；聚餐都是AA制,哪怕半个戈比（1卢布等于100戈比）都要算得一清二楚.日子久了,才逐渐习惯.
一年之后,全山石的色彩水平便与苏联同学持平.三年级时,他拿到了全5分的成绩,照片贴在了学院的光荣榜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列宾美术学院获此殊荣.顿悟“色彩”在杭州艺专时,全山石曾听院长刘开渠说,苏联学生所有的素描习作都是在灯光下进行的.于是,他们把墙壁刷成深灰色,大白天关上门窗、拉上窗帘,画灯光作业.到苏联后,他才明白,这是为什么.
10月的列宁格勒,已进入冬天,直到中午11点钟,天才放亮,而下午3点,夜幕就降临了.因此,教室里总是灯火通明.每天的11点半到下午2点半,是雷打不动的油画课.因为这段时间光线明亮,而画油画对光线要求极高.
苏联的教学体制是六年制,基础课程设置非常多,强调“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他们每天要画3小时的油画和两小时的素描.每周有两晚,学校设置祼体模特写生,15分钟换一个姿势,全院学生自愿上课.
李天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留学苏联之前,老师徐悲鸿曾对他和钱绍武谆谆嘱咐：“国内学生画素描的本领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但遗憾的是色彩不行,一定要把怎样处理色彩学到手.”
但出国后他才发现,苏联教的素描和国内并不一样.这里的素描十分重视对解剖学的研究,而国内美术教育对此涉猎极少.第一次在课堂上面对解剖图,中国学生多感到手足无措.为了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人体结构,老师拿出真正的骨头标本,让他们一一辨认.留学生们渐渐学会在创作素描时细致地表现人体的内在结构.
每逢周末,留学生们常带上面包和酸奶,去博物馆观摩油画原作,一待就是一整天.全山石告诉记者,看国画是看笔墨韵味,而油画则是一种堆叠出来的美感,要看到原作才能体会到.
他们刚到苏联时,西方印象派绘画被认为是“形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在苏联很少能看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开始实行开放政策,很多博物馆都展出了印象派等现代主义流派的绘画.
全山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50年他在杭州国立艺专看到林风眠、吴大羽的抽象、变形的作品和草绳围成的画框时,感到十分困惑.在苏联看到印象派作品展览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林风眠和吴大羽在他们那个年代,接受的是西方最现代的东西.
全山石曾花几个月时间,在博物馆里临摹了两幅提香的作品,其中就有《玛利亚·玛格达丽娜的忏悔》.画第一幅时,他没有一步步按照提香的画法,而是用了自己的方法,结果发现,完全无法画出提香笔下那种通透、浓郁的颜色.“这就好像涂10遍淡淡的红色,和涂一遍深一些的红,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经博物馆的研究员指点,他才临摹出了那种效果.
而李天祥的“顿悟”之路更为独特.
很长一段时间,他在色彩上始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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