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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有关论文范文集,与基督教内地会濮氏父子在近代西北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述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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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地会濮氏父子是近代基督教世界从事西北穆宣活动的重要人物.本文主要依据西方差会的英文资料,分析了濮氏父子在近代基督教西北穆宣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与西北穆斯林的交往及其对西北穆斯林认识的不断深入,希望能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加深对近代西北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理解.
关 键 词：基督教；内地会濮氏父子；西北穆斯林；传教；认识
中图分类号：B9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094-05
在目前全球提倡宗教对话、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下.关于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研究迅速地发展起来,出现了诸多研究成果.其中关于近代西北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成果虽出现了一些,但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在近代基督教对西北穆斯林传教活动（文中简称基督教西北穆宣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濮氏（Botham）父子的研究尚付阙如.基于此,本文对内地会濮氏父子在西北穆斯林中的活动进行深描,重点阐述濮氏父子在近代基督教西北穆宣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与西北穆斯林的交往及其对后者的认识,以期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加深对近代西北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理解.
一、濮司满的穆宣主张及对穆斯林的看法
内地会濮氏父子指的是濮司满（ThomasEarlumBotham,1865-1898）及其儿子濮马可（MarkEdwinBotham,1892-1923）.濮司满成长于英国的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家庭,1885年来华,主要在西北从事传教活动,并于1898年逝世在甘肃（包括甘宁青大部分地区）内地会主任的职位上,对西北基督教的早期传播起了一定作用.他起初在长江流域工作,因无法适应当地气候,经常患疟疾,而在1886年来到西北.
(一)就任甘肃内地会主任
濮司满刚到西北时,曾到甘肃拜访兰州、秦州（今天水）等30座城市,然后落脚于当时内地会在西北的传教中心——陕西汉中.1888年他与冯（F.A.Redfem）先生离开汉中来到关中平原,并与随后赶到的艾（A.Bland）先生一起开展布道巡回工作.1889年与EllenBarclay结婚,1894年秋天携全家回英国度假.1896年初再次来华时,他被任命为甘肃和关中平原内地会主任,随后由于兰州传教站无人主持,便举家迁居兰州,从此专心负责甘肃内地会工作.西宁传教士胡立礼（H.F.Ridley）对此评论道：“我们（即甘肃内地会传教士——引者注）很高兴听到濮司满先生被任命为甘肃代理主任,驻在兰州.我们亲爱的主任义世敦（G.F.Easton）先生以他的健康为代价总是偶尔才拜访我们,汉中远离于北方的传教站,从此以后我们偏僻的传教站将彼此紧密.通过濮司满先生的访问,工人们受到加强和鼓舞.”可见甘肃内地会传教士对他的任命及来兰州的行为表示欢迎.离开陕西来到甘肃,濮司满随之由甘肃和关中平原内地会主任转而专任甘肃内地会主任,这改变了甘肃内地会事务向由陕西主任负责的传统,从此,甘肃内地会有专门的主任,其地位无疑有所提高,这有利于内地会在甘肃传教活动的开展.
（二）与甘肃穆斯林的交往及其看法
濮司满来到甘肃后,在境内开展多次长途旅行,以巡查各传教站的工作,通过在旅途中与穆斯林的诸多接触,逐渐加深对穆斯林的认识,改变向穆斯林传教的看法.濮司满在此期间的旅行笔记,经常会提到穆斯林,包括光绪乙未河湟起义结束之初甘肃穆斯林的悲惨境遇：
乡村还不十分和平,几乎我们遇见的每个人都有武装.一些回民返回他们的家；他们被人们可怕地处置；许多人被抢和被打,一些人未经任何形式的审判而被杀.在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二三十个年轻人在挖运河,他们停下了工作,追上正要通过的几个回民.他们捆绑他们,重重地打他们,然后拿着铁锹,叫喊“杀!杀!”,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干预,将要发生什么.回民是一个残忍的民族,但你不能看着他们被乱踢而不说.当我冲进人群中,他们开始用铁锹威胁我,但是交谈一会后他们放了可怜的不幸者.
上述情况发生在他去西宁和凉州（今武威）的旅途中,该段笔记显示濮司满对回民存有偏见,认为“回民是一个残忍的民族”.但是其怜悯回民的不利处境、阻止回汉仇杀的行为仍值得肯定.
其笔记还记载另一次旅行中他向穆斯林传播基督教的情景：
我待在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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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濮司满以前对向穆斯林传教不抱希望,不看好对穆斯林传教的前景,这可能是之前他在陕西传教多年却只字未提穆斯林的原因所在；看到甘肃穆斯林对福音的“开放”态度,他的这种看法正在发生改变.在又一次与穆斯林的相遇中,他的想法则发生质的变化,提出要派专职传教士对穆斯林开展宣教工作.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记下此次相遇的情景：
我们不走平常走的路,但走了一条通过穆斯林地区的路.人们很友好,专心听福音.许多人知道一点或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宗教.与偶像崇拜者相比他们是好人.禁止吸烟、喝酒,许多人看上去强壮、健康.我认为传教士应该出现,专门在穆斯林中工作.目前没有（传教士——引者注）在他们中间工作,中国西北的传教士不能读阿拉伯文,而这恰恰是在这些人中工作所必需的.他们有阿拉伯文《古兰经》,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人读它、解释它.如果我们用福音做同样的事,我想能接近这些人.与西亚地区的情况相比,他们中间几乎没有偏见.愿上帝打开一扇门.
此则资料与前述两则资料对比可知：一方面,濮司满改变对穆斯林的看法,由刚到甘肃时的“残忍”,变成此时的“好人”,当然在其心目中,称呼穆斯林为“好人”,只是出于穆斯林不崇拜偶像；另一方面,他对穆斯林传教前景的看法发生改变,由以前的不抱希望到现在的充满希望.这些改变源于穆斯林对他的友好,源于某些地方的穆斯林对自己信仰的无知而乐于听他讲道的行为.他提出派专职传教士专门从事穆斯林工作的想法,并且还提出该传教士必须会阿拉伯文,因为他已经观察出穆斯林对阿拉伯文的重视,认为传教士读阿拉伯文《圣经》可以吸引穆斯林,进而让穆斯林改宗.针对此,濮马可夫人（即濮童宝珍）进行高度评价,认为向西北穆斯林派遣专门传教士的思想来自濮司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该思想在内地会早已存在,比如1892年内地会年度报告提出“非常需要至少一名传教士全身心在这些地方（即甘肃——引者注）的穆斯林中工作”,并发出“谁愿意满足这种需要,走进已经打开的门”的呼吁；在1897年义世敦则进一步地提出专职传教士需要接受《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专门训练.不过濮司满的想法与前人有所不同,因为他提出专职传教士必须通晓阿拉伯文.这样,他在专职传教士的知识要求上,补充了前人的主张.传教士熟悉阿拉伯文,对与穆斯林的交往及传教活动助益不浅,这可从内地会传教士海春深（G.K.Harris,1887-1962）在青海的传教经历得知.濮司满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于1897年10月14日,花了99天,其中67天赶路.他的这些旅行有着管理辖区工作的明确目的,不同于1894年以前悠闲的布道巡回.濮司满因长期旅途奔波,劳累过度而染上伤寒症,最终于1898年10月22日病逝于兰州,埋葬在五泉山基督徒公墓.虽然他提出的向西北穆斯林派遣专职传教士的想法在其有生之年未能实现,但是他的想法对儿子濮马可的人生道路产生重要的影响,濮马可长大成人后,立志向穆斯林传教,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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