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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相关论文范文集,与杨勇突赴新疆的重要使命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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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就必须修路,修建跨越天山的公路和南疆铁路,使北疆和南疆贯通,这不仅可以方便群众的出行,对加强国防也极为重要.恰巧这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来新疆考察,杨勇陪同.两人边走边议,设身处地地商讨新疆军事、政治和经济发展,渐渐地对新疆建设和战备问题有了腹案.杨勇和李达一致认为,无论从战备出发,还是从发展经济、沟通各民族间文化、贸易往来和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解决人民生活实际困难等各方面考虑,都必须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但是,由于路段大都在天山深处的崇山峻岭之中,施工困难很大,但杨勇决心迎难而上.
说干就干,杨勇把陪同李达调研的思考设想写成书面报告,并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很快,报告在1973年7月16日召开的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上获得一致通过,随即又迅速把修建“两路”的建议报告中共中央.7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疆的报告.听完杨勇的汇报,周恩来笑着对大家说：杨勇同志工作进度很快呀,一到新疆,就提出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果然不出所料.此事拖了10年,确实不宜再耽搁了.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报告和修路计划.杨勇未料到这么大的两项重要工程,竟这样快就决定下来了.
回到乌鲁木齐后,杨勇立即召集新疆自治区和军区有关部门领导开会,研究“两路”的施工问题.他说：总理对“两路”非常重视,非常支持,毛主席对修建北京地铁有过指示,要求“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我们修筑新疆“两路”也要按这八字方针办,保证质量,力争提前完成.
在杨勇的直接督促指导下,天山公路（也称独库公路,即今217国道新疆独山子到库车段）、南疆铁路很快完成勘测设计,于1974年开工建设.当年年底,南疆铁路就铺轨到了克尔碱车站.天山公路难度很大,但也进展很快.
为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经杨勇与有关部门协调,中央又增派铁道兵六师及铁四师的两个团进疆；新疆自治区这一块,在已派出1.2万名生产建设兵团职工的基础上,再从兵团抽调5000名基干民兵加强铁路建设力量.天山公路方面,则从新疆军区抽调两个步兵团分别从独山子和库车两头向山里施工,专业的工兵部队集中力量投入大山深处的艰巨工程.
经过解放军数万官兵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战,南疆铁路于1979年从吐鲁番铺轨至库尔勒；天山公路于1984年8月正式通车.南疆到北疆原来需要绕行1000多公里,天山公路将其缩短为562公里,对新疆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新疆工作期间,杨勇虽未看到自己亲自抓的“两路”完工,但“两路”对新疆经济发展和天山开发的巨大推动作用却是有目共睹、载入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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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青集团不懈抗争
1975年5月,新疆阿克苏军分区有位叫穆万秋的副科长,有感于当时文艺界的萧条景象,就给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写了一封信,表示对当下只有几个“样板戏”的凋敝局面的不满,认为这种现状与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路线不相符.结果被上边一些人定性为“穆万秋事件”揪住不放,要求有关部门追查穆万秋的写信动机,要按严重政治问题处理.
新疆军区政治部的同志把握不住,就报告了军区党委.杨勇看了材料,听了汇报,对穆万秋的看法也有同感：那么多的文艺作品都有问题,就是几个样板戏好?谁信呐!但他不动声色,在报告上批示说：穆万秋同志的问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采取强行压制的方法,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
后来,上面几次催问处理结果,阿克苏军分区就用杨勇的批示给顶了回去,保护了一位有思想、且敢于直言的年轻干部.
1975年国庆节前夕,杨勇听夫人林彬讲起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因董老去世而陷入悲恸的事,就商量着找个理由请董老夫人出来散散心,一并邀请了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泗琪的夫人李贞作陪,一起来新疆看看走走,得到了4位大姐的一致赞同.在疆期间,杨勇让夫人和女儿代表自己全程陪同她们游览乌鲁木齐市容、军垦新城石河子及天池、吐鲁番、乌鲁木齐南山的风景名胜,杨勇自己也抽空就去宾馆陪她们叙旧、谈天.有一次杨勇去宾馆看望客人时,大家一致提议看电影.结果送来是颂扬反潮流的新片《春苗》和那几部人们已经看得不愿再看的“样板戏”.杨勇不满地说：人家大老远地来了,难道我们连部像样的片子也拿不出来吗?《洪湖赤卫队》,还有我们新疆自己拍的《天山上的红花》《沙洲绿浪》不是挺好吗?
秘书为难地说：片子是有,就是还没解禁,传出去怕有人会向北京反映.杨勇果断地做了个手势：放,让他们去告好了.
结果还真有人向北京告了状,把几位夫人来新疆诬为“寡妇集团”进疆.为此,王洪文专门派人来新疆调查几位夫人来疆的政治背景和活动情况,江青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对这件事要挖根子、追后台.在后来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寡妇集团进疆”、新疆看封存电影事件、包庇穆万秋事件,都作为杨勇的“罪状”上了某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简报.
江青之所以借此事大做文章,旁敲侧击,是缘于杨勇来新疆后让她碰了几次钉子.杨勇到新疆后,鉴于他所处的重要位置,江青为了树立她在新疆的个人威信,几次进行“感情投资”.1974年6月后,江青两次给杨勇寄来“绝密”信,信封的落款是“江青同志处”.信里面没有文字,只有几期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看的《国内动态》清样.杨勇不是政治局委员,江青此举的用意很明显,既是试探,也是感情联络.杨勇对此很不屑,他对秘书说,不看,退回去.他特别交代秘书要退到中央办公厅.这让江青很没面子,便开始找机会报复.
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得如火如荼之际,江青一伙人又别出心裁,让受他们控制的新闻单位向各地特派记者,并要求允许派往各地的记者列席省委和大军区党委的常委会,以便及时报道运动情况；到军队采访的,还要借给军装,发给通行证,提供各种方便.
杨勇对此十分反感,他向有关部门交代说：凡是讨论问题的会议,一律不准记者参加,单纯汇报运动情况的会议,可以让他们听听.不仅如此,他还借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机会直言：我不反对派记者,但光靠记者反映情况是不行的等是相信一个记者,还是相信一级党委?杨勇用自己的言行,对江青一伙人的胡作非为进行了抵制.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杨勇主持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定三点向中央请示：一是自治区党政军联合召开追悼会；二是派出新疆代表团去北京参加追悼会；三是以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名义在北京的追悼大会上敬献花圈.但几次请示、反映干部群众意愿的报告,“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治丧办都不同意.杨勇对军区的郭林祥政委和自治区的司马义·艾买提等领导说：追悼会照开,先军区、后自治区,就这么定了,悼念总理犯什么罪?!硬是顶着压力召开了追悼会.
随着“四人帮”阴谋活动的加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中有人坚持要印发“四人帮”爪牙们炮制的《清华大学大字报汇编》,杨勇知道后,斩钉截铁地说：“不准印发!”接着,清华大学派一些人来新疆进行所谓“传经送宝”,他听后很生气,毅然决然地提出：不能组织这些人散布那一套!这些人回去告状,他却无所畏惧,一笑了之.全国各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浪接着一浪,但由于杨勇的坚持,新疆迟迟“按兵不动”.他对郭林祥和司马义·艾买提等领导说：我相信邓小平同志是正确的,我们要坚持称小平为同志.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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