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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类有关论文范例,与王长江: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关键在哪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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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曾多次参与中央有关政策的讨论、制定和调研,参加过党章的修改和重要中央文件的起草.
转型其实就是转变思维
《同舟共进》：您对现代政党和党建的研究很有造诣,请您谈一谈中共作为执政党,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中共作为革命党夺取政权之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为什么会走了一段弯路?
王长江：这跟我们党走过的特殊道路有关.
政党产自西方,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当然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也没有政党,但最后发现还是得搞代议制民主,需要组织民众了,于是出现了政党.所以,政党本身是为了整合社会、组织民众参与民主才出现的.在西方,一个政党如果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民意,能够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就有可能掌权.
在中国,我们说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创造,确实是这样.因为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已经有了政党这个东西,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政党已非常成熟了.马克思主义者觉得政党可以用来组织民众,可以先建立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然后把专制社会推翻,回过头再来建设民主政治.这样的党,我概括叫革命党.革命党取得政权之后,需要把权力交还给人民,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去控制公权力,让公权力为老百姓服务.但是,这个转变可不容易.革命党取得政权后,往往觉得这套东西既然天下都能夺过来,太厉害了,所以,它很自然、很习惯地会用这套东西治理国家.
建国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用革命党的思维搞建设、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的问题.
用革命党的思维执政,一旦与实践不合,就会发生矛盾.建国后,我们选择了苏联的计划经济道路.这是一种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体制,个人的需要都由国家控制,出现偏差不是国家适应你,而是你适应国家,对你的思想进行修正.城市人口多了,可以引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执政方式和战争年代特别像：高度的等级制、严密的纪律、绝对的服从,等等.所以,搞计划经济这一阶段,实际上对革命党思维起了延长、固化的作用.
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是计划经济本身不行.它是一种短缺经济,弄了那么长时间,温饱都解决不了,国家也不能得到发展.发展靠什么?最后发现还得靠动员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把人的主动性释放出来,让大家有积极性.承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这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市场经济.利益怎么实现?利益不是通过交换实现的吗?在哪儿交换呢?不就在市场上吗?所以就很必然地要搞市场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领导和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整个转变实际上就是从这样一种状态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状态转变.这个转变到现在还没完成.可以说,所有的矛盾、问题,特别是深层次问题,都和正处于转型过程有着密切关系.
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同舟共进》：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中共有哪些值得肯定的自我改革,又有哪些改革尚待进行?
王长江：转向市场经济,这就是一个最了不起的改革.市场经济过去被认为就是姓资的.我们有很多苏联的东西,包括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过去我们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第一条就是计划经济.现在我们把这一条给破了,因为实践证明它行不通.
这一转变,实际上等于把整个路径给变了.因为市场不光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必然要在相关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市场放开了,本来应该顺着市场经济的大势和规律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方方面面.但到现在为止,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市场可以搞,但政治上还应继续坚持苏联那一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它会使我们不自觉地抵抗滚滚而来的潮流.潮流里面泥沙俱下,有的东西确实是要抵抗的,不抵抗不行,但若不去做分辨,一味地抵抗,那就麻烦了.
《同舟共进》：作为执政党,现在应该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十六大报告就提出一个任务,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王长江：是已经认识到了.但关键是,要按照这样一个思路继续往前推进,好好地清理一下存在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机制,都需要认真清理.但我们好像没有太系统地去做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做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误读了邓小平老人家“不争论”的思想.邓小平的“不争论”,本质上是说,我们不能再搞“文革”那一套,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内行外行,全都卷入到意识形态论争中,搞空头政治.但是,理论要发展,怎么可能没有观点的交锋?遗憾的是,我们往往把对观点的推敲变成了禁区.这样一来,许多该清理的观点没有清理,该创新的没有创新,理论体系中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削弱了理论的说服力.
第二,在推进市场经济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和它不合的东西、相冲突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评判?我们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判断上的失误,觉得这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把底线划得很高,以为那不是规律性的东西,以为那是别人特有的,别人特有的我们就不能要,等等,其结果是限制了我们自身的发展.实际上有许多东西并不是别人特有的,它只是带着别人的色彩而已.为什么会带别人的色彩呢?人家发明的,怎么不会带着人家的色彩?但在本质上,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问题在于你的判断,如果你认为这是别人独家的东西,那就是你的错了.它虽带有别人的色彩,我们也能用,我们用了就成了我们的了.应该是这样一种思路,但我们现在认识上还是有些羁绊.
邓小平在这方面就很高明,他绝对不会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羁绊,只看好用不好用,只要有用他就拿来.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市场给夺过来了,这是巨大的胜利.但还不够,因为他那时没有碰到体制的硬核.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直接与政治体制联系着的一些问题已经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突出.我想,如果邓小平他老人家活在今天,他也一定会在政治改革上有一番说辞.他会说,一些被我们看作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其实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如何规范权力的运行
《同舟共进》：对于政党运行问题,您是否做过一些梳理?
王长江：有.我们今年就做了一个有关党政关系的课题.现在党政关系为什么老是理不顺呢,说到底还是对执政规律没完全把握住.
公权力的运行自然有一套逻辑,从大的角度说,无非是一套民主的逻辑和非民主的逻辑.民主是大势所趋,我们也是高举民主旗帜的.民主的逻辑是什么?首先,普通的老百姓必须是主人；其次,老百姓虽然是主人,但不可能都直接去用权,所以必须把权力交给少数人.怎么交?当然是通过选举,让老百姓选他们认为有能力、能胜任的人来掌权.第三,掌权者进行决策的时候,需要想方设法收集民意、体现民意；第四,整个权力的运行过程必须接受老百姓的监督,以使权力规范运行.
强调党的领导,这没有错.要不要党的领导?当然要.党的领导天经地义,不要老觉得社会主义国家在强调党的领导,西方国家不也是政党在领导的吗?整个政治都是政党在那儿控制的.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权力运作的逻辑不能切断.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最大的问题不是谁权大、谁权小,而是权力不受约束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就必须把它的运行逻辑连起来.政党可以在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努力加以控制,比如说人民选人民代表,而我这个党如果培养了很多人才,很多能干的人、活跃的人,都是我们党的党员,让人民无论选谁,选的都是我们党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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