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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类有关论文范例,与王长江: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关键在哪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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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变观念,观念问题处理起来相对容易.而现在的改革,可能会使一Ų
市场经济类有关论文范例
什么叫既得利益呢?在辞典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当时得到的利益,是个和时间相联系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在这儿分一个东西,我分到了一块,这就是既得利益.但我们现在说的既得利益一般不指这个,而是指在一个不正当的框架下分得的利益,你得了,但别人没得.我们在说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是说他们利用特权获得了不合理的利益.所以,这个必须要改,但并不是说完全剥夺你,而是要把你的权力限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不损害公平,不引起整个社会的震荡和不认同.
《同舟共进》：那如何跨过既得利益这道坎呢?
王长江：没有别的路径,更没有捷径,只能拿出勇气,自己革自己的命.其实你不难发现,许多道理大家不是不明白,对问题的认识不是不清楚,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割舍的勇气.
《同舟共进》：对今天的改革而言,邓小平有哪些智慧值得继承?
王长江：首先是解放思想.如果画地为牢,把自己限制住了,这是很危险的.那时候,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基本问题都提出来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对共产党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共产党和别的政党不一样,它是一个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党,它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对它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这和别的国家别的党不一样.别的党就是为了掌权,是以能不能吸引人作为标准的：一套东西能吸引人,它就高举；不吸引人,它就换掉,重搞一套.但共产党不一样,它认准了这条路,就这样干,有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主义这一条肯定是不能变的.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我认为从一些方面已经有了阐释,比如发展、共同富裕这些理念.关键在于,怎么把这套东西和我们过去一直说的那套东西梳理一下,使它们相互融成一体,因为现在它们经常是矛盾的.
比如以前提倡的一个观点,共产党人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它的设计是这样的：你不能想自己的事情,你的事情国家包了；国家考虑你的事情,你就应该想国家的事情,所以对你的教育就应该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的理念,它在社会中能不能确立起来,能不能长久,另当别论,但在逻辑上至少是顺的.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这个逻辑就不顺了.你说一个共产党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自己不吃不喝全给国家做贡献,那也行.但你让一个企业家怎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企业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企业怎么竞争、怎么发展?但回过头来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要不要?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过时,很显然,提倡它必须有一个环境和范围.是不是只要作为一个党员,哪怕做了经理、厂长、董事长,也必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是说他首先应该考虑自己的企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说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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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被灌输的观念里有些东西,实际上大家心里明白.但是又没办法,还不得不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两套话语体系还在那儿纠结.在我们的认识里,又觉得如果把这套东西丢掉,安身立命之本就没了.但这套理论,并不是你想保持就能保持住的.你得去梳理,去探索,去创新.不让讨论,必然导致言不由衷、言不符实的话语现象,就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语言腐败”.这个观点我很认同.别小看语言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经济腐败还要严重,因为它本质上是文化的腐败.
《同舟共进》：“语言腐败”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思想观念的转型为什么这么难?主要是利益问题还是其他?
王长江：这就比较复杂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转型本身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一整套的理论创造.创造就得冒风险,有时会惹起一些事端.比如当初说私营企业主优秀分子可以入党时,好多人特别担心：这样一来,我们党不就成了资本家的党了?担心工人不认这个党了.这些可怕的想象,往往是想当然的,以为只要理论上一出现变化,就可能会如何如何,对这个党就会形成什么震动和风险.因为担心出现这种风险,所以在找到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办法之前,轻易不动过去那套理论.但实际上那些风险是我们假想的,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再一个原因,就是利益问题.意识形态的框架确立起来之后,必须有个体制将它落实,这就需要一套权力运作系统,从而形成了一套权力的格局,而权力的背后就是利益.所以,体制不合理必定导致利益格局的不合理.所谓利益格局不合理,就是有些人该得的没得到,有些人不该得的却得了.现在,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还是比较厉害的.一旦出台一个政策,只要他觉得利益受损,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但他不会直接说这损害了他的利益,而是说这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有变质的危险,等等.他们用的是这种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没有确切的含义,所以他们就“拉大旗作虎皮”,这种情况现在挺典型的.
如何解决?我觉得,只要是为更好的建设、发展提建议,即使是批评,也应该是允许的,不能马上就把人家划成什么反动派.这恰恰是邓小平“不争论”的最大特点.为什么说不争论?因为那种争论往往是给人扣帽子的,要么“左”,要么右,要么正确要么错误.建设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正确和错误,相当多的时候是一个取舍问题.比如我上这个项目,它能够创造价值,又能够生产超额利润,但与此同时又会带来环境污染,我到底怎么做?那就得有一个权衡.如果更看重经济效益,就给它上了；如果更看重环境保护,就坚决不让上.你能说上了的肯定是正确的,下了的肯定是错误的?发展当中太多这样的问题,不要简单地扣上对错、姓社姓资的帽子,不能这样.
《同舟共进》：有人说民众更想知道中国要往何处去,所以执政党面临一个“讲清楚”的问题.在你看来,对于下一步改革,是要坚持“不争论”还是要“讲清楚”?
王长江：不矛盾.“不争论”就是不要进行全民范围的意识形态论争.但对于理论,还是应该坚持通过创新来发展,使得理论更有说服力.在理论发展上不能搞“维稳”思维.现在人们之所以有信仰危机,一方面当然是各种思想鱼龙混杂,相互冲击比较厉害,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理论自身发展不够,可信度在下降.
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没必要利用权力去干涉.讨论一下,问题可能就变得清楚了.但权力一介入,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对我们正需要的理论创新不是一件好事.
《同舟共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面临着继续解放思想的问题?
王长江：肯定得继续解放思想,我们还远远没有从苏联带给我们的那种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
市场经济还在继续向前发展,它有它的力量,我们必须顺应它.当然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失灵的时候调控也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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