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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方面有关论文范文资料,与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学致世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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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北京城市起源的突破口.上世纪50年代初,大规模经济建设除了要求对城市河流故道梳理清楚,对水的需求也急剧增长,他意识到水源开发是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张玮瑛曾撰文回忆：“昆明湖的拓展,十三陵水库及官厅水库的建设使仁之兴奋不已,不但屡到现场,还写了多篇短文欢呼水源的开辟,讴歌战斗在水库工地上的英雄们.”从蓟丘,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再到明清京城,直到现在的新北京,侯仁之都做了系统的研究.邓辉认为侯仁之也确立了一种研究城市历史地理的方法：“除了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以外,又吸收了考古学、建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河湖水系、交通区位等地理特点入手,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布局和城址转移的全过程.”本篇论文网址 http://www.sxsky.net/zhengzhi/050602683.html
研究得越多,侯仁之对北京城投入的感情就越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朱祖希1955年进入北大地质地理系学习.“新生第一课就是侯先生讲的北京城,他的激情和口才让人印象深刻.后来我追着侯先生听了十几次他讲的北京城,居然每次的内容都会有不同,他总能把新的研究体会融合到演讲中去.”1990～1994年,张宝秀担任侯仁之的助手.“只要是邀请侯先生去讲北京的,不论领导干部还是高校的学生会,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他总是有求必应.每次讲座之前,他还会根据具体讲座的时间长短、内容侧重和听众对象,亲自将幻灯片重新选取和排列组合.”
“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侯仁之被要求在校园里拔草劳动改造.有一天,当时在校“文革”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尹钧科被侯仁之托人叫到家里.“他写了一封信,想托我通过校‘文革’转交到中央‘文革’小组手上.”时值北京地铁1号线建设时期,当时的施工手段是明挖.“东西一条大沟一直通到苹果园,北京地下的土壤剖面全都暴露出来了.侯先生知道这是难得的研究城市古河道变迁的机会,所以才写信要求自己带学生去实地考察.”信件石沉大海,1968年,因为“文革”没能跟随侯仁之上一堂课的尹钧科以本科学历被分配回乡.走出书屋
相比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长期从事的另一项“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名气并不够大.其实,这项根据国家生产建设要求而逐步创立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极有特色的一个发展方向,侯仁之在沙漠中不仅找到了学术突破,这里也是他实现“经世致用”更有效果的现实环境.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当时由于西北沙漠地带的扩大和蔓延日益严重,如何治理改造沙漠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侯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诉我们要到自然当中去念活书.念书就是要为了国家的富强,在经济建设时期就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个人写几本书扬名.”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于希贤回忆导师时说.
从1960到1964年,连续5个夏天,侯仁之都是在宁夏、内蒙古和陕西的沙漠中度过的.1960年,在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考察后,在去银川赶火车的途中,侯仁之险些遭遇车祸.吉普车出事故翻进了沟里,侯仁之坐在前排,醒来发现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全折断了.当上世纪70年代末侯仁之回忆起这次考察时,他曾深有感触地认为这是他学术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进入了辽阔无际的大沙漠.”侯仁之发现了大量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他触目惊心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我认识到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不仅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充满了无限的科学发现的喜悦,足以抵偿任何困苦艰险的遭遇.”
1964年,侯仁之到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沙漠东南隅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废墟——统万城和城川城.413年,赫连勃勃看中了这块水草丰美的宝地,决意筑城,创建大夏国.而1600年后,统万城已经沉寂在流沙侵蚀的浩瀚荒漠中.侯仁之在史籍和旧迹中寻找答案.他还借助碳14测定和孢粉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对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动,古湖泊的消失等进行跨越时空的追索.就此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有关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对榆林地区的考察中,侯仁之通过实地考察证实“榆林三迁”的文献记载是错误的.邓辉认为,“沙漠历史地理”的开创是侯仁之试图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浓厚沿革地理传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引向科学的历史地理方向的一次努力.侯仁之的研究也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依据.
1978年恢复高考后,尹钧科第二次考取了侯仁之的研究生.“当时我还在中学当老师,接到侯先生的信,让我直接去芜湖找他,边干边学.”于是,于希贤从昆明、唐晓峰从内蒙古、尹钧科从山东分别赶往芜湖,这场奇特的新生报到让他们至今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三个从芜湖坐着小船沿着青弋江上行,走了大概二三十里地,在河北岸的一个遗址捡了不少瓦片.回来给侯先生汇报,他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要我们带着他再去遗址.后来研究的结果是这个遗址是芜湖市最早的聚落鸠滋古城遗址.”回来时下小雨,他们找小船顺流而下,细雨蒙蒙,下了船,侯仁之特意买了一壶白酒给学生们驱寒.芜湖是沿江城市,芜湖市旁边有三座小丘陵,小丘陵有不少历史文化的遗存.当时铁路的规划是要将小山丘铲平,把一个大的江南编组站放在这里.侯仁之则建议把这个编组站沿长江往下游挪位置,这样,既保护了历史,又有利芜湖的发展,也给城市留下了园林绿地、城郊风景区.但是铁路部门规划得早,如果要挪,除了科学的论证,还有繁琐的手续.侯先生坚持主张向下游移,经过几次讨论,一直上报到国家建委.经建委和铁道部协商,加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方案最后通过了.后来芜湖的发展证明侯仁之是对的.
侯仁之在《晚晴集》自序里写道：“陈寅恪先生曾说,他研究的学问是‘不古不今’之学,而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1993年,82岁的侯仁之计划带学生前往赤峰调研,最终因为大雨冲垮路基,列车返回北京,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野外考察.深知父亲对“行路”的热爱,侯方兴2002年买了一辆越野车,周末一有空就带着侯仁之到京郊游历.“有些路线是我之前实地考察过多次的.”侯仁之无法出门考察后,侯方兴就成了他的腿和眼.作为北大历史地理中心的“编外成员”,侯方兴曾经连续几年冬天,每到周末就和研究人员们一起上山去考察古长城.“回到家一边吃饭就一边向他汇报,父亲听着特别高兴.”
侯仁之评价自己的一生是“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来信舒.”他感慨自己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进入“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而此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从1980到1990年的10年里,他发了不下100篇论文.但是除了博士毕业论文,侯仁之一生都没有大部头的学术专著,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都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侯先生不看重这些,他每篇文章都坚持是自己原创.”张宝秀说.侯仁之与张玮瑛待人平易谦和,陈光中回忆每次拜访结束,他几乎都是“落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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