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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政治学中没有哪门学问比外交政策学更具有交叉性.从发展脉络来看,外交政策学演变出三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在这里随处可见.从研究视角来看,外交政策学有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和国内——国际政治视角三类,在这里既可以找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体系方法,又可以找到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国内结构方法,还可以看到国际体系与国内结构方法的交叉融合.随着外交政策议题的多样性和影响因素的复杂化,未来更应注重交叉研究的推进.
关 键 词：外交政策交叉研究比较政治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Snyder）、布鲁克（HenryBruck）和萨宾（Burton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Politics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Taylor）和乔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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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e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Berry）、约翰（Fre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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