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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两地书·五六》）此外,鲁迅上对校长,下对职员、工友也都有不尽相同的不满之处.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再加上对爱人许广平的思恋,鲁迅在厦大便产生了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跟周遭人物话不投机,这牵涉到不同人的性格气质、文化教养的差异问题,难以三言两语判定是非,至于预感《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今天看来是鲁迅的一种误判,并不符合当时和后来的实际.鲁迅担心的周鲠生是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曾经是《现代评论》杂志的同人之一,但他后来并未在厦大就职.除他之外,鲁迅不满的其他人都跟《现代评论》无关.对于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人际关系,需要分门别类地具体介绍,才能了解其中的端倪.
首先要谈及的是鲁迅跟林文庆的关系.其实,林文庆跟陈嘉庚一样,也是一位著名的华侨领袖,无论在政治、经济、科教诸方面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难以用勾画脸谱的粗线条来描绘他的形象.在政治方面,林文庆长期致力于新马地区华人社会的改革.1898年即出任“华人改革党”的领导人：兴学、剪辫、禁烟、复兴儒教、破除恶习,跟宋鸿祥、阮添筹并称为新加坡“维新三杰”.他先支持康、梁的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失败,慈禧太后曾悬赏14万两白银缉拿康有为.康有为流亡新加坡,林文庆就是他的保护者之一.1905年至1911年,林文庆又结交了孙中山,并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即任命他为机要秘书和卫生部总监督.由于林文庆精通英文,孙中山当年致各国政要的电文多出自他的手笔.在经济领域,仅一件事情即可以使林文庆名垂后世.有一次,他偶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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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林文庆的不满主要表现在“尊孔崇儒”与“压缩经费”这两方面.但对这两点都应进行具体分析.正如同孔子学说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儒学到宋明理学再到当代新儒学的演变过程一样,历代的尊孔者的动机和出发点其实并不相同.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县,1869年10月18日诞生于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他虽然幼年也读过四书五经,但主要接受的是正统的英文教育.当时的殖民当局为了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彼此“离心”,“归化”英国,当然会通过种种手段使他们疏离甚至于摒弃中国文化.林文庆等人组织孔教会,举办国语班,大力宣传儒家学说,正是为了唤醒流徙华人的民族意识.这是一场跟殖民者“归化政策”相对抗的“归顺运动”.所以,林文庆的“尊孔”跟企图维护或复辟封建帝制者的“尊孔”是有本质区别的.鲁迅1927年1月2日致许广平信中说他讨厌林文庆,“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而新加坡民众却因为林文庆鲜明的民族意识而称他为“义勇的华籍青年”,并普遍尊他为“新加坡大佬”.
林文庆试图压缩国学院经费,引起原想有一番大作为的鲁迅的反感.不过在林文庆这一方确有他的苦衷.厦门大学是侨商陈嘉庚出资兴办的一所民营学校,陈嘉庚把他在南洋赚得的金钱大部分用在办学上,仅从1921年至1937年,就负担了厦大的创办费400万元（大部分是银圆）.当时世界经济萧条,陈嘉庚的业务很不景气,他经营的橡胶价格经常浮动.当时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的林语堂证实：“以前厦大陈嘉庚先生未曾正式成立基金,以致校务进行,以橡皮价格为转移.甚至半年之中,三裁预算......”（林语堂1954年3月27日致连瀛洲函）为了在经费支绌的困境中维持校务,林文庆捐出了他1927年在厦大的全年工资共6000元,又将新加坡兀兰51英亩土地的五分之三捐赠给厦大.临终前,他还口嘱将占地甚广的笔架山别墅捐赠给厦大.这些都充分证明林文庆当年调整厦大的经费预算是迫于无奈,并非营私利己.更何况鲁迅对压缩国学院经费“提出了强硬之抗议之后”,“校长竟取消前议了”（1926年11月25日致许广平）,这也表现出林文庆的从善如流.“气焰不可当”的职员
在学校的行政部门,令鲁迅不满的还有两人.一位叫孙贵定,无锡人,留学英国的博士,曾任教育系主任,兼校长办公室秘书.鲁迅想推荐友人许寿裳来厦大任教,被掣肘,怀疑是他从中作梗,觉得他鬼鬼祟祟,可憎至极.但孙贵定在厦大也遭不幸.他跟苏格兰籍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不慎被厦大周边的疯狗咬伤,时时发出“狺狺”的狗吠声,三天后便死去.
在厦大的行政人员当中,鲁迅最讨厌的无疑是黄坚.黄坚,字振玉,江西清江县人,北京大学毕业生.当时担任厦大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任文科办公室襄理——也就是林语堂的助手.此前他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办事员,给鲁迅留下了“浮而不实”,“也许会兴风作浪”（《两地书·四二》）的印象.“襄理”虽然不是要职,但由于得到林语堂的信任,所以“气炎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两地书·六四》）鲁迅亲耳听到他向林语堂告密,说某人如何不好,某某人又如何不好,便更加蔑视他.作为“襄理”,黄坚本应帮助鲁迅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但鲁迅缺乏必备家具时,他却故意刁难.鲁迅拿出自己收藏的六朝隋唐造像展出时,作为“陈列部干事”,黄坚不但自己袖手旁观,而且托词将正在帮助鲁迅布陈的孙伏园叫走.所以,鲁迅认为像黄坚这种人,有一种专想让人吃一点小苦头的秉性,恰如明朝的太监,倚靠权势,胡作非为.1926年12月初,黄坚感到自己在厦大已经“山河永固”,便从北京带来了“一个太太、四个小孩、两个佣人、四十件行李”.这使鲁迅想起了《左传》中“燕巢危幕”的典故.黄坚不知自己的处境将危,令鲁迅“不禁为之凄然”.（《两地书·九五》）.1927年1月4日晚,厦大文科为鲁迅饯行.黄坚一反常态地说：“我是鲁迅的学生呀,感情当然很好的.”他这种虚情假意更让鲁迅鄙薄.不过,黄坚并不属于“语丝派”和“现代派”、“本省派”和“外省派”中的任何一派.他到厦大工作,也是跟林语堂的关系,并非顾颉刚的引荐.
跟鲁迅“有缘”的同人
鲁迅1926年10月10日致章川岛信中说：“厦大方面和我的‘缘分’,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在厦大文科的教员当中,鲁迅也有朋友和“敌人”.友人当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林语堂.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双语作家,他跟鲁迅的交往有两次“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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