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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西餐在中国相关论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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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问其宴会感受,四格格大倒苦水,说洋人吃饭用的是刀叉,简直就是兵器,而菜都是半生不熟的,肉里面都有血水,尤其是吃完饭之后,还要喝碗汤药（就是咖啡）,实在是让人受不了.慈禧笑着评价说,洋人为化外之民,不知膳食.1902年冬,大清驻法公使裕庚（夫人是法国人）任满归国,17岁的德龄（1886—1944）随父回京.慈禧太后从庆亲王口中得知裕庚的女儿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便下旨召裕庚夫人带同德龄、容龄姊妹入宫觐见.姊妹二人性格活泼天真,社交能力很强,更有异国情调,赢得了慈禧的青睐,将姐妹俩一并留在身边担任翻译.
在一次闲谈中,慈禧问及德龄在法国的生活,说到饮食,德龄大谈西餐的好处,并向慈禧力荐.看到德龄眉飞色舞的样子,慈禧也受感染,于是一场正宗的法国大餐在清宫上演.德龄按照菜单从租界餐馆购买菜肴,还亲自下厨.慈禧尝过之后,虽然对那些繁多的刀叉不以为然,但是对其中一些菜肴倒是很有好感.比如黄橙橙的法式面包.后来慈禧在空腹的时候常吃一些西式面包“垫巴垫巴”,成了通常的茶点.又如樱桃点缀的炸牛排之类,后来慈禧在喜欢吃的鸭子中放入樱桃,灵感就在于此.
正是在慈禧的推动下,北京的第一家西餐馆出现在位于今天动物园的畅观园.而后每到夏天,慈禧带光绪到颐和园避暑,途中往往要到畅观园休息一下,进点儿西餐,满足口腹之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皇宫的示范作用,西餐很快就在北京的高门大户中流行开来.
至民国时期,北京的“番菜馆”逐渐多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芷庠著的《老北京旅行指南》这样记载：“西餐馆依然如故,而福生食堂,菜汤均简洁,颇合卫生要素.凡各饭馆均向食客代征百分之五筵席捐.咖啡馆生意颇不寂寞,例如东安市场国强、大栅栏二妙堂、西单有光堂,西式糕点均佳.”文中提到的福生食堂位于东单路北.廊房头条的“撷英番菜馆”是一位德国老太太经营的,牛肉空心粉最佳；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则以口蘑鸡为叫座的西菜,冬菜包子、番茄虾仁亦很有名气；西单南侧的“大美番菜馆”的栗子粉和东单三条泰安红楼的俄式大菜,也同为比京西餐的佼佼者.1938年在东安市场东庆楼的二、三层楼上扩大经营的“吉士林”,综合西餐各家之长,以适应不同层次顾客的口味,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
西餐馆在北京发展了几十年,却始终没能让一般百姓所普遍接受,一来是口味不适,二来是价格较贵,又加之弃筷箸而用刀叉,着实令老北京人望而却步.前来用餐的客人大致可以分为高官显宦、名媛贵妇、留洋教授、时髦阔少等类,比如北大教授胡适之博士就常到东安市场的“吉士林”坐坐；家住东厂胡同的民国前大总统黎元洪,有时独自骑马到东华门大街真光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到“国强”喝杯咖啡.当然其中也不乏家境优裕的大学生、“娱乐圈”人士和年轻的“白领”等.但大多数老北京人与西餐,始终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民国时期,西餐在沿海大城市广为流行,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各式西餐馆多达数百家,广州的西餐店有30余处,天津也相继增加了十余家西餐馆.这时吃西餐的不只是上层社会的富豪,许多公司职员、报馆记者也都成了上海“沙利文”、天津“起士林”之类中档西餐馆的常客.西餐已经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一种风尚,尤其是在上海,许多有钱人家都有专门的西餐厨师,而到国际饭店去吃西餐,更是当时最时尚的社交方式之一.在西餐普及的同时,中国厨师烹饪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例如1945年由意大利商人路易·罗迈开的“喜乐意”以法式名菜“烙蜗牛”招徕客人.后来中国大厨经过再三尝试,终于做出了法国进口蜗牛的替代品、香味馥郁的“烙蛤蜊”.“喜乐意”后来改名“红房子”,虽然饭店屡经变迁,但“烙蛤蜊”一直是其看家菜.1975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宴席上陈列的就是“红房子”的正宗法式大菜,其中当然也少不了“烙蛤蜊”.红房子西菜馆因始建时门面及外墙都涂上红漆而得名,这里环境优雅舒适,置身其间品尝法式大菜,别有一番异国情调.多少年来一直是上海人心里的一个制高点.“红房子”是上海最著名的西餐馆,多次被媒体评为“上海经典的怀旧餐厅之一”.几十年来菜单变化“不大”,罗宋汤、法式蜗牛、意大利冰糕不可不尝.室内装修“老有情调的”,服务员都是“上海老阿姨”,与老餐馆的风韵很是般配,提供的服务相当体贴温和.但如果你点菜时说要一份汉堡牛排,这些waitress（女侍者）会报以淡淡一笑：“哦唷,阿拉红房子是法式菜,从来不做这种东西的啊.”言语中透着骄傲.
解放后,许多国家元首和著名人士到上海访问时,都曾慕名来“红房子”品尝法式名菜.上海人对西餐最早的印象,多源于这里的牛排和浓汤,这样的搭配被奉为西餐的经典,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沪上很多名人,如赵丹、黄宗英、白杨、王丹凤、俞振飞等,对这里都十分偏爱.如今这里还保存一份当年张爱玲最爱点吃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
四
新中国建立后,西餐业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倒退的状态,西餐厅纷纷歇业或是改制、合并.只有上海、广州、天津等几个“洋派儿”风气残存的城市,当然还有首都北京,尚存几家改名换姓、改汤换药的西餐馆.不过在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西餐中的“俄式大餐”一枝独秀,风头出尽.这些俄式餐厅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属北京的莫斯科餐厅,那里一度是红卫兵运动的集结地,70年代后则成为了京城年轻人恋爱、聚会乃至打架的首选地.
莫斯科餐厅位于西直门外北京展览馆西侧,1954年开业,以经营风味纯正的俄式大菜闻名.餐厅由大餐厅、宴会厅、咖啡厅等组成,大餐厅面积达400平方米,中央设有雕塑喷泉,经营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等地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菜,兼营英、法、德、意等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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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餐厅建筑风格华贵高雅,气势恢宏,充满浓郁的俄罗斯情调.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曾在这里多次举行盛大宴会,接待重要外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曾代表着尊贵和时尚.这里早期服务对象,主要为苏联援华专家、驻华官员和赴俄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之后主要是干部及其子弟.李淑贤在《溥仪与我》一书中说,上世纪60年代,他们夫妇“每月到莫斯科餐厅或和平饭店吃一、两次西餐,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元到四元而已”.不过,这“而已”在当时可为一名大学生10天的伙食费.
莫斯科餐厅曾经是北京乃至全国最高雅的餐厅之一,巨大和奢华足以震撼当时的北京.据年长者说,当时此处的高贵还反映在服务上,50年代莫斯科餐厅的侍者,都是从哈尔滨挑选出来的精干小伙子,女服务员都是俄罗斯姑娘,卫生间里还有被中国人视为“天外之物”的口红、香水等化妆品,
莫斯科餐厅是过去时代北京知识分子和“大院子弟”时髦而优雅生活的象征性场所.文革初期,北京一些优越感与失落感互存并交替分泌激素的青年,对已改名为“食堂”的莫斯科餐厅唤作“老莫”,透露出“皇城子民”的一种随意与不吝.于是这种人性化的亲昵称谓流传开来.那时候的北京青年（高干子弟居多）,把去“老莫”吃西餐或是打架,多为连吃带打,视若充满荣耀感的活动,仿佛这不是一次饭局,而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没去过“老莫”,就像外地人来北京没晋见天安门,别提多遗憾了.“老莫”简直在给北京新兴的青年贵族进行精神上的授勋.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两段描述主人公和伙伴们在“老莫”的场景.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如果你没有在“老莫”吃过西餐,那你的顽主身份是不完整的,在精神上也是一种缺憾.不过,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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