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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初,为纪念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会上,谈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张维迎坚持他二十多年来一贯的观点:“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很多时候,在经济事务中,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干预,效果或许会更好.”

林毅夫也没打算改变他对中国模式的推崇:“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

坐在张、林二人中间的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半开玩笑地说:“我坐在两个人的中间,我的观点也是他们两个中间的,我认为市场和政府肯定都非常重要.”引发会场一阵笑声.与此前一些媒体渲染的“论战”不同,张维迎和林毅夫双方在谈及各自观点时,脸上都挂着微笑.

不久前,张维迎刚刚确定从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调任国家发展研究院.时隔20年,张维迎与林毅夫再次成了一个学院的同事.1995年,三位“海归”经济学家――林毅夫、张维迎、易纲一起创办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那场被描述为“张林论战”的研讨会结束一周之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专访了张维迎.他的新办公室刚刚布置好,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只放了一张办公桌、一张靠背椅和一对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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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不被理解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的桌上摆着两本再版的新书.

一本是《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最初出版于1989年,这已是25年来的第三次再版.另一本《理解公司》初版时间也是将近十年前,书中每隔几页便会出现数学模型及各种图表.写作这本书,张维迎前后花了近七年时间,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人们在对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讨论中存在的一些普遍的误解”.

张维迎历来以见解独到而闻名.

1983年,张维迎24岁,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消息:“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张维迎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批判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标题为“为钱正名”.

后来,写毕业论文时,他的这种超前思维,让导师担心答辩能否顺利通过.在随后的“反精神污染”中,因《为钱正名》一文,张维迎被列为当时陕西的“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

茅于轼启发了张维迎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最初的认知.2013年8月,在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的一次沙龙上,张维迎在演讲中提到,“31年前,茅于轼教授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这真是一扇窗,有了这扇窗,我才看得更远看得更亮,决定我以后走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三十年后,在北大朗润园狭小的办公室里,张维迎用他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慢慢说道,“要说自己相信的话,内心相信的东西,就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坚持的东西.”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明知政府可能不会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在价格改革的讨论中,张维迎仍然坚持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最终让市场决定的论调.

上世纪90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就读期间,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再一次坚定了张维迎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观.张维迎景仰的米塞斯,是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最近十年,张维迎使得一批真正的市场派人士眼睛一亮,但也令他与那些凯恩斯主义者愈加渐行渐远.

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文指责当时由顾雏军主导的格林柯尔私有化,导致“国退民进”、国有资产流失.郎咸平的言论一时引得不少底层民众拍手称快.“郎顾之争”爆发后,张维迎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主流经济学家,呼吁“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坚持必须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2006年3月,张维迎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后再次遭到强烈质疑,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而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他的全文,只看到那句“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断章取义地给了他“黑心教授”的封号.

正是从那时候起,张维迎成了让草根阶层难以理解的经济学家,同时也被传统的经济学家视为主要的反对派代表.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经问过联想控股集团董事长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传志回答,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对于张维迎的不被人理解,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曾感叹:“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孤独的改革者

张维迎给记者递过来一瓶矿泉水,歇了歇嗓子.这天上午他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子里录了一档视频节目,当时还穿着一身西装,三个小时下来,衬衣已经湿透.“这个不录像吧?”他有些担心地问《中国新闻周刊》.没有摄影师的采访会让张维迎更放松些.

这么多年来,作了那么多演讲、写了那么多文章,张维迎传播的其实还是那些常识:为什么要相信市场、私有财产、自由意志的自发作用.几乎在每一个公开场合,一有机会,张维迎都会呼吁政府改革.

去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发言刚一结束,台下的张维迎马上发问,“发改委全名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发改委过去十年其实只关注发展,不太关注改革.根据朱部长刚才的讲话精神,是不是下面新一届政府的发改委会反思自己的功能,给市场放权,给企业放权?”

朱之鑫道:“说到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张高丽副总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在发言里也特别提出了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干成一件事情必须要有政治勇气.我们讲改革的总体方案,设计图、路线表看出了我们这方面改革的认识.”张维迎的那番话,让台下不少官员面面相觑.

2013年,国务院一共分三批下发、取消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张维迎并非不谙世事的教书匠.1984年,他从西北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体改委一度扮演着中国改革的中枢角色.在体改委的六年,也是张维迎距离决策前线最近的六年.但这没有改变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性格.

在历年的中国企业家亚布力年会上,张维迎和高西庆都会辩上一场.2011年亚布力论坛上,围着红色围巾的张维迎先发言,他照例批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是基于无知和利益,限制了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导致企业参与寻租经营.他认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必然倾向于成为坏政策,应当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随后上台的高西庆,第一句话就是“每次开会我都避免和张维迎辩论,但每次听了他的发言我都不得不多说几句.”话音未落,台下一片掌声,而高西庆自己也笑了起来.高西庆1986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发表这番言论时,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官居正部级,管理的资产超过万亿美元.

“张维迎说的很多道理都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处理是13亿人的事情,美国人一百年前就用玩儿自由放任的方式到今天,所以比我们发达,是这样吗?美国出台反垄断法,直接破坏了自由竞争的结果.”说到后来,高西庆一脸严肃.

坐在演讲台旁张维迎,转过身子,拿起话筒接过高西庆的话茬:“反垄断,最该反的就是政府的垄断.”张维迎左手握拳上下挥舞.

不只对政府干预和国企抱有质疑,对于他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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