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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类有关论文范例,与惨绝人寰的河南大饥荒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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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处分,“甚至有人会掉脑袋”.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蒋介石也确实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无非是蒋介石为了搪塞舆论,推出了政界、军界的几个小角色来充当替罪羊.但白修德绝对不会料到,掉脑袋的人中竟有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因为他“泄露机密”,拍发了美国记者的灾荒报道.白修德在震愕、愤怒之余,不胜感慨：“我鄙视蒋.我再也不认为蒋介石或他的那个美国化了的行政当局是一个真正的政府.这里无法可循!”惨绝人寰的河南大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事实上,资料显示,1942年夏天,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蒋介石在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并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却并没有免征军粮.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以后在回忆时说,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出乎意料的是,为了追求政绩,当时的粮食部长徐堪却将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就多征收了1.5亿斤粮食,不知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为随着冬季的到来,灾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会急遽上升.湖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宋致新在她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中提到,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然而,多方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河南省政府仍然派人到各县督促征粮.当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时,有的县长谈到老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情景时,不禁痛哭失声,跪地磕头,请求免征.县政府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自卫队的团勇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只好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与陈诚、胡宗南并称“陈、胡、汤”,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7集团军总司令,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人称“中原王”,辖众四十万,驻守中原.由于威高权重,汤恩伯极为腐败.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老百姓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当时河南流传着民谣：“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为水灾,“旱”是干旱,“蝗”为蝗灾.最后的一个“汤”字指的就是汤恩伯.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汤恩伯部进入河南后,为了扩张势力,收编了当地大量的土匪游杂部队,这些土匪改编而成的游杂部队,军纪之败坏可想而知,他们向农民派粮派款、抽丁,大肆搜刮钱财,还从事贩毒活动.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然而,从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线无大的战事,国统区还有许多省份丰收.国民政府如果诚心抓紧救灾,是能够把灾情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致使灾情日趋严重、不断蔓延.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此背景之下,当局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两美国记者由此看透国民党政权,由拥蒋转向亲共反蒋《大公报》和美国《时代》周刊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这两人到了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视听等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两人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两人匆匆转了一圈,在当地官员的配合下,将“缩水”的灾情报告交给了蒋介石.随后,国民政府拨了两亿元法币作为救济金,并命令当局减轻赋税.但当时饥民最需要的是粮食,而非钞票.大饥荒那年,河南物价暴涨,两亿元法币最多可购得2000万斤粮食,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甚至就连这点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拖到1943年夏天,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到了1943年秋季,麦子终于成熟,饥荒渐渐过去.此时,河南省已经饿死了约500万人.而当时的官方统计,死者仅为1602人.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政府开始重视,粮食紧急调来,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信的最后,这位神父告诉白修德：“在我看来,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等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1943年,成为白修德“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护者,称蒋介石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等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然而,蒋介石对河南大饥荒的处理以及他不管河南三千万老百姓死活的做法,使得白修德对蒋介石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说：“我不想再见到蒋介石等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不仅对我们无用,对他自己的人民也毫无用处.”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等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白修德开始认识到,国民政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用错了方向,打了水漂.他忍不住给《时代》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写信说：“这个国家正在我的面前死去.”以后,白修德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转向同情中国共产党,在抗蒋介石类有关论文范例,与惨绝人寰的河南大饥荒相关论文的格式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