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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工相关论文范例,与北洋政府与旅俄华工联合会关系的演变相关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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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工作则由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担任.该会由俄京自治会出资7万卢布、华工联合会出资1万卢布在俄京租用房屋,专供无居所之华工居住.在此居住之华工分为三类：遣送归国、代觅工作、病工送往医院治疗.华工所用一切均由俄京自治会供给,华工联合会则派遣通事两名、账房一名常驻该所,负责日常管理.（四）联系苏俄政府遣返华工归国.遣返华工归国是华工联合会所做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该会会长刘泽荣经过多方奔走,最终俄京自治会、俄国财政部和交通部同意提供资金和专车遣送华工回国,并且按照计划华工遣返过程中的车费、伙食费、医疗费等都由俄国政府负担,途中各方面待遇从优.可见,如果按此计划执行,华工遣返问题将是很顺利的.但该计划尚未执行,俄国临时政府即在十月革命中被推翻,此计划也不了了之.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对华工问题比较重视,他们担心数十万一无所有的华工滞留俄国会给社会管理带来很多麻烦,且在苏俄领导人的眼里,大量华工留在俄国无异于危害国家安全的一颗定时炸弹,因而苏俄政府也急于遣返华工.中国政府与苏俄就华工遣返问题的谈判,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而异常艰辛.因国内物资奇缺,苏俄政府在谈判中甚至以中国须提供粮食与医疗物资接济为条件.中国方面认为遣返华工乃俄国理应承担之义务,且并非中国不愿意接济苏俄粮食与医疗用品,只因俄国党派相争,交通不畅,没有接济的必要条件.最终,双方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在与苏俄政府的交涉落空后,北洋政府不得不更加重视与苏俄有密切联系的华工联合会的合作,通过华工联合会的积极游说,最终苏俄政府同意安排专车运送部分华工归国.
华工联合会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不少贡献,例如,帮助华工办理工伤诉讼；劝诫参与赌博及吸食鸦片的华人痛改恶习；为华工索取拖欠工资等等.以上这些工作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华工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维护中国侨民的形象.
北洋政府为了配合华工联合会的行动,也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在政策上以及资金上提供支持.在政策上,北洋政府逐渐认可了华工联合会作为旅俄华工管理机关的地位,在外交上积极配合.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采取追随列强的对俄政策,1918年驻俄大使刘镜人离俄,不久驻俄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也相继从俄国撤离,中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基本中断.刘镜人离开俄国之前,向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颁发了委任状,授权其“保护华侨的利益,如有必要,可向丹麦公使馆请求协作”.其后华工联合会办公地点搬进中国驻俄大使馆,北洋政府并未提出异议,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北洋政府事实上承认了华工联合会作为其在俄国合法代表的地位,因而华工联合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行了使领馆的职责.北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华工联合会工作的同时,在资金上先后给予10万卢布和4万卢布的支持.此外,北洋政府通电各省,要求各地积极捐助受难侨工.在各省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很多地方发起救济侨工的募款热潮,大总统徐世昌也捐款1万元以号召人们积极响应.在华工被运送回国后,北洋政府又免费通过中东路将华工送到长春,并发给部分华工补助费,以使其顺利返回家乡,对到达长春后须经南满路到大连等地再转往直隶、山东各地的华工,北洋政府分别做出了合理安排,部分华工在自愿的前提下被安排到抚顺等地的煤矿和工厂工作,大多数则通过南满铁路送到大连等地转乘日船回到家乡.为了减轻华工的负担,北洋政府商请日本大使,希望免费让华工乘坐南满铁路公司的列车,最终满铁公司同意“以三等车减收半价“运送华工”.
经过双方的齐心合作,数万旅俄华工得以顺利遣返归国,这是在俄国处于内战状态以及中国国内政争频繁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可谓来之不易.但随着俄国革命的不断深入,旅俄华工联合会也逐渐布尔什维克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北洋政府产生了很多矛盾,同时华工组织与华商组织之间为争夺侨界领导地位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另外受中苏两国复杂的国家关系影响,华工联合会与北洋政府之间由合作转向对立.
三、北洋政府与旅俄华工联合会由合作转向对立
1918年12月15日,中华旅俄联合会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在俄国其他地区广设分会,并且规定“只有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工人才可成为会员”,“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越出工会的范围”.中华旅俄联合会的改组表明其由代表全体旅俄华人的利益而转向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很明显,出现此种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苏俄在取得政权后实行优待工人的政策,工人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以商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则被视为剥削阶级.因此,为了密切与苏俄政府的联系,中华旅俄联合会必须逐渐划清与侨商阶层的界限.华工联合会在给北洋政府的解释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自公使回国之后,我们想把自己的组织更名为工商联合会.但建立工商联合会不符合工农国家的原则,于是它被立刻关闭了.所以我们便将中华旅俄联合会更名为华工联合会.但是,相比侨工,侨商阶层作为传统侨界的领导者更能取得北洋政府的支持,而且侨商阶层在意识形态上与北洋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随着华工联合会逐渐转向共产主义,北洋政府对华工联合会也逐渐由合作走向怀疑、由怀疑走向根本对立.（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华工联合会成立后创办机关报《大同报》,该报积极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记录中国工人参加十月革命的经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艰苦历程,登载大量中苏两国人民、革命领袖往来的珍贵文献.在华工联合会的宣传下,不少华工参加了苏俄的革命斗争,为苏维埃政权的胜
关于华工相关论文范例
（二）争夺使领权力.在北洋政府外交人员从苏俄控制区撤离后,华工联合会事实上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变成了使领机关.但是随着华工联合会势力的扩张,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地管理旅俄华人,华工联合会向北洋政府正式提出让其领导人出任各地领事的要求.在刘泽荣等的授意下,莫斯科华工会会长刘雯等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在华工联合会中选择“方正练达,资劳卓著者”充任彼得堡、莫斯科等地领事.按照其初步设想,由刘泽荣任彼得堡总领事、刘雯任莫斯科总领事.但由于领事地位重要,除了朱绍阳于1920年5月被任命为驻伊尔库茨克领事外,北洋政府对其他要求没有轻易答应.在此设想落空后,华工联合会转而反对北洋政府在俄增设领事,认为“俄京现有旅俄联合会独任其劳,成绩已著,足以了之”,没有增加领事之必要.在华工联合会扩张势力的同时,北洋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其对使领馆权力的侵蚀.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认为华工联合会“今年来似有凌驾领馆而上之势,若任其伸张,不预行设法取缔,恐将来必酿巨患”.因而北洋政府也提高了对华工联合会的警惕.
（三）华工与华商之间的冲突.在传统的华侨社会,由于华商组织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且在文化程度、组织能力等方面较华工组织有很大优势,特别是在与本国政府沟通渠道上优势更加明显.华商会可以通过与其有直接联系的领事馆与北洋政府沟通,一些有势力的侨商甚至能够直接与北洋政府中央机关打交道.这样就形成了侨界华商组织领导华工组织的格局.就俄国来说,由于西伯利亚地区华民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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