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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5月9日是先生的忌日,心里总想着要写点纪念文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王元化主编了一本名叫《新启蒙》的刊物,后来成为80年代引人注目的一个标志性文化事件,既引来保守势力的攻击,又遭到90年代一些所谓“经院派”学人的诋毁.近年来有些关于《新启蒙》的回忆或研究文章陆续发表,但大多语焉不详.作为元化先生创办《新启蒙》的主要助手之一,我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如实追述.
大约在1988年初,一次在先生家中聊天时,他谈到,当时的出版界在制定选题计划时,都盲目地以票房价值为标准,把有价值的理论学术读物当成无人问津的赔钱货,不愿出版.而实际上读者并非趣味粗俗,知识浅陋,他们爱真理,有求知欲.他提议我们自己来办一份读物,仿照1950年代的《新华活页文选》,每一辑三两篇文章,不要封面,低成本低售价地发行.这份读物既不是时评性的,也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从文化角度来探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听了连声叫绝.此后,每次和他见面聊天都是围绕创办这份读物,想法也越来越成熟具体.最初想到了两三个刊名,包括“新启蒙”和“时与潮”,我极力赞成用“新启蒙”.但元化先生说,有人指“新启蒙”是陈伯达在30年代提出的口号,担心被人质疑.
同年5月初,我和王元化去北京参加《文汇报》和《新观察》联合举办的文化讨论会.在火车上,他告诉我,还是准备用“时与潮”作刊名,出版工作已大体落实.《文汇报》总编辑马达愿意承担出版,找了王若水、李洪林（编者注：《读书无禁区》作者）、高尔泰协助编稿,他的研究生可以承担编务工作,希望我承担一部分组稿工作.元化先生说,今后刊物的组稿对象主要是观点比较相近的人,将此办成一份同仁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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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先生知道我和包遵信曾有误会,特地把我俩找到一起聊天.包也力主用“新启蒙”的刊名,说是把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不同于陈伯达30年代提出的口号.我们无非是说现在的思想启蒙不仅是继承五四的启蒙运动,而且是深化了.最后元化决定采用我俩的意见,将刊物定名为“新启蒙”.
从北京回来,王元化先生就忙着刊物的筹备工作.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说刊物将不再找《文汇报》了,改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询问其中的原委,他说：“（龚）心瀚（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爱护我的用心出发,劝阻我在《文汇报》出版.因为怕有人说《文汇报》是碍于老部长的面子,才不得不接受的.一旦有事,我就比较被动.”他还告诉我,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冰封,曾经是教育出版社社长,思想比较开放.此事也已经征得湖南省委副书记焦林义的支持.事后,他还把刊物的责任编辑龙育群介绍给我,嘱咐我们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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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新启蒙》第一辑“时代与选择”编好了.元化先生请人把清样送给我.这期有两篇重要文章：童大林的《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和元化的《为五四精神一辩》.元化还在“编后”中说明创刊缘起：“没有堂皇的目标,也没有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在当前娱乐性消费性读物正迅速挤走有质量的严肃读物时,为活跃学术空气,推动理论探讨做些工作.”又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屏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
10月底,为了《新启蒙》的创刊,元化先生假上海师范学院举行笔会,邀请于光远、李洪林、王若水、张显扬、阮铭、邵燕祥、高尔泰、金观涛等十余人出席.会后,一行人还去苏州东山作一日游.
这次笔会的内容发表在第四期《新启蒙》上,有邵燕祥、金观涛、高尔泰和我本人的8篇文章.夏衍老本来也在邀请名单上,奈因年衰腿疾未能与会.后来寄来文章,也包括在这8篇笔谈中.他强调,“新启蒙”要重提科学和民主,迎接时代的挑战,不能错过了目前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会议期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王若望.他声称是来拜访王若水的,从未进入会场.后来却在香港杂志发表文章称,《新启蒙》是公开亮出了旗帜.看到这篇文章,我有一种将会遇到麻烦的预感.当即复印给元化先生,请他注意.
《新启蒙》在1988年12月出版第二辑“危机与改革”；1989年1月出版第三辑“论异化概念”；4月出版第四辑“庐山会议教训”.刊物创办后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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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这样一次普通的新书发布会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据元化后来告诉我,苏绍智、于浩成、胡绩伟、秦川、王若水等思想文化界的同仁先后发言.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F先生.此公在一群洋记者的簇拥下不请自来.他一进门,闪光灯就亮个不停,他顿时成了当晚的明星.待记者们照相忙碌后,他未经主持人有请便开始发言.他谈的主题是最近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某人,并说现在应该提出人权的斗争目标.他慷慨陈词后,会场好一阵鸦雀无声,好久也没有醒过来,一刻钟后就宣布散会了.
这次会议因此被人抓到把柄进行曲解.宣传部某人把“新启蒙”视为一次“运动”,并作了这样的论断：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同样的评论不久也出现在香港的报刊上,如1989年2月5日的《快报》以“反对党的先声”为题评论此会,甚至把F说成《新启蒙》创办人.
这么一来,《新启蒙》就成为重大案件,湖南教育出版社接到省公安厅的传讯通知,不仅已经编好的第五、六辑无法如期出版,而且要追查湖南方面的责任.
有一晚,元化先生约我去他家谈话.他告诉我当时面临的危局,为湖南的友人因此受牵连而深感忧虑,希望我向当时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芮杏文报告事实真相.因为芮在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时,我颇得他的器重.
次日,我即和芮杏文的秘书谭大同取得联系,在上简单说明《新启蒙》的背景,特别强调和F、王若望毫无关系.谭大同在向芮杏文汇报后转达,要元化写一份书面申诉详述《新启蒙》的来龙去脉.此事就此暂时搁置,湖南方面不再受查问了.元化还希望《新启蒙》能继续出版.
不料,数日后就发生了政治风波.《新启蒙》被迫永远停刊,湖南的李冰封因受牵连而被撤职.7月份,陈希同的长篇报告中,首先提到了那次本来只是为《新启蒙》发行而召开的会,把它称为“新启蒙沙龙活动”,将《新启蒙》牵扯到风波中.
不久,《新启蒙》在上海师范学院召开的那次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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