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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的老同学,他们在柳林一中读高中时就是校友,读高三的邢利斌是学生会主席,读高一的他也在学生会,多年一直来往甚密.他向我们回忆当年的邢利斌头脑灵活,在高中就联合学生举办了全县城的迎新晚会.大学毕业后,他做出了新选择:“他根本看不上搞法律的,认为那没有前途,当时就想着毕业回来要搞煤矿.”大学毕业之后,邢利斌在与柳林县相邻的中阳县承包了一个铁厂,他的一位同乡记得邢利斌承包铁厂后的第一个春节去他家吃饭的情景:“邢和我的亲戚说,承包铁厂算啥,我的目标是兴无煤矿.他走了以后,我家的长辈都觉得这小子太狂妄了,兴无煤矿可是当时柳林县的国营第一大矿,他父亲也就是乡镇里一个没有上层面的小干部,家庭条件非常一般,年纪轻轻的凭啥敢说这种话.”
离石县,现在的吕梁市市政府所在地,也是煤老板辈出的地方,这里一个熟悉邢利斌的煤老板对我们说:“他点子好,只要看中的东西,即使是10倍、20倍的价格也要得到手,项目都能立得起来,但立起来他又开始干别的,项目维护的不好,反而是以前跟过他的人,做他以前做过的事,现在都发了大财.”90年代,邢利斌又搞过小焦化厂和钢厂.当时焦炭和钢铁这些下游产品远比煤炭的销路要好,煤炭不好卖,焦化厂赊账拉煤出去,很多企业因此陷入了三角债而破产.焦炭价格好的年景不多,“邢利斌1993年的时候已经成了亿万富翁,但后来因为陷入了债务关系,再加上焦炭价格下跌,很快又破了产,只剩下几百万元而已”.熟悉邢利斌的煤老板说.
邢利斌最初投资的几笔生意里面,现在唯一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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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虽然国家逐步放开了煤价,让煤价走向市场,但电煤价格仍处于“计划煤”和“市场煤”的双重价格体系之下.2002年国家才取消了“政府指导价”,电煤价格实现市场化,但为了控制动力煤价格的异常波动,政府仍然对动力煤价格进行干预.这些复杂的背景,对于邢利斌起家有很大关系,他那时候也深受这种波动影响.长期以来,金家庄煤矿并没有扩大再生产,原因就在于煤矿价格低迷.
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夏冰向我们介绍:“1992年实行价格双轨制之后,一直到1997年,煤炭价格始终走低,市场化并没有对煤价产生冲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大同煤业集团当时很多职工下了岗,从经理到一线的职工,当时有个口号是‘人人两百八,共同渡难关’,即每个人每月工资都只发280元,很多人要到菜市场捡菜帮子回来吃.”大企业生产的煤炭产量在不断下降.
与之相比,小煤矿的情况要好得多.小煤矿当时主要满足省内需求,与国家控制电煤价格相比,省内销售的煤炭价格混乱.离石县一位煤老板告诉我们,小煤矿使用人力挖煤,成本极低,即使用上了一些简单的工具,每吨价格也不过70元左右,“大矿的成本则要200多元,小矿条件好一点的几十元,单靠人工来挖,一吨也就几块钱成本.当时煤炭价格是在小煤矿这个市场上逐渐形成的,如果你找到了买家,价格可以自行商定,虽然当时价格不算高,但成本永远都只有70元,暴富可能不现实,但赚头一直都是有的”.
这种局面,在2000年之后逐渐改变.太原理工大学教授王汉斌分析当时国家背景:“进入本世纪,直接、间接用煤的行业越来越多,火电装机容量成倍地增长,全国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增,原来进口的较为便宜的韩国煤因为国际能源纠纷也进不来了,再加上它的供应量有限,对国内煤矿的需求量大增,煤炭价格也开始快速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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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这个机会的煤矿才能生存,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虽然邢利斌“收手不好”,但他手中握着金家庄煤矿一直没放.金家庄煤矿原本是规模极小的乡办煤矿,邢利斌买下之后不断投资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2000年之后,金家庄煤矿的产量达到了60万吨.这成了邢利斌资产飞跃的起点.
2002年,他以金家庄煤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买断柳林县兴无煤矿全部国有资产.只能说他看得准,下手也狠.2003年开始,他投资了六七亿元,对自己直属的兴无、金家庄、王家沟等煤矿施行整体技术改造,对所有的矿井全部进行了改造,其中寨崖底煤矿把三个小煤矿整合在一起,花了3年时间,投资了1.44亿元.金家庄煤矿成为吕梁第一个全机械化、并可以24小时监控生产的煤矿.
各矿井摆脱了小煤矿的那种局面.这就意味着,第一,没有安全事故的后顾之忧,他和政府可以保持良性循环的关系;第二,机械化采煤使得生产能力大增,本来只能采60万吨煤的煤矿,可能一下子扩大好几倍,最基本的开采率也扩大了60%以上.这些煤矿自然而然成为优质资源,不仅不会被兼并,还成为日后在香港上市的基础.
一般人没有他这种能力和气魄.温州人王有准1983年就到了山西,在煤矿里承包工程.他在山西买过两次煤矿,两次都被整合掉了.2003年,温州资本大量进入山西煤炭行业之时,王有准买下一处小煤矿,“人工挖,能挖多少是多少,根本不上规模,每年能收入几十万元”.这个煤矿因为规模太小很快被关停.2005年,他又在离石与当地村民合资承包了村集体的煤矿,并把这座煤矿的产量提高到年产30万吨.王有准按照村集体和原来几个老股东的股份比例,每年给村里分红.2008年山西启动更大规模的煤炭资源整合,王有准的煤矿被桃园公司兼并.
小打小闹,不成气候.不过在王有准看来,根本原因是像他这样的小老板根本无力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他算了技改的一笔账:“如果产量从5万吨提高到30万吨,改扩建的成本大概在300万元.”当时和村民合作经营煤矿时,王有准带了200多万元现金到村里.“改扩建的成本包括:移民、绿化、修路、盖工厂大楼,再加上煤矿的审批需要各处打点,一共花了300多万元,每年给村民的分红还不算在内.如果要提高到90万吨、120万吨,就需要上亿元的投入.”
这样一来,小煤老板就逐渐被挤出煤炭行业,而邢利斌这样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煤炭老板则始终在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改造.投入和产出相比,还是划算的.
国家政策鼓励大煤矿的生存,王汉斌说:“要提高到300万吨的年产量,企业没有3个亿根本开不了工.”
巨头诞生的年代
煤矿生死背后,不仅有个人的气魄,还有能否顺应政策潮流的努力.邢利斌在这点上胜过了多数人.“温州商人都是来投机的,买煤矿相当于炒股,不像山西老板实实在在是要挖煤的.”王汉斌说,2003年金融危机之后,来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商人大量增加.“挖煤就是挖钱,我认识一个温州人,手里囤了17个矿,他们没打算长期做,2007年资源整合之前都转手卖掉了.当时煤炭价格高,涨得也厉害,一个大矿能卖十几亿元;一天的纯利能买一个宝马760,吃顿饭的价钱就要花上20万元.”许多人都说山西煤老板能花钱,实际上,温州人也不弱,不过尽管浙江商人当时蜂拥而来,但是他们拿到的以小煤矿居多.
近几年山西省政府不停地整合煤炭资源,煤矿规模跟不上政策要求的煤老板被不断挤出这个行业.资源整合,温州商人现在几乎已经被行业洗牌殆尽.一位专家说:“资源整合,政府要硬起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温州人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浙江省省长都要求来和山西省政府商谈此事,但山西省对此态度坚决.”
王有准2005年投资的煤矿经过3年只赚了100万元,这还是在“没出过事”的情况下,现在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在山西投资煤矿,而把目光投向了内蒙古.桃园公司对他的补偿,“刚够本钱”,“评估一下矿上的资源有多少,以及当时买矿交的资源价款,几百万元而已”.
2009年,山西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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