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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方面论文例文,与走向幸福:经济学的回归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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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柳钦（1969-）,男,湖南邵东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城市经济和跨学科研究.摘 要：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经济学的幸福研究使经济学从传统的仅仅考虑资源分配的模式向如何平衡稀缺资源和人类欲望两者之间的冲突转变,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版图.对幸福的研究,使经济学家更加全面和深远地考虑问题,促使经济学更好地融合其他学科来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
关 键 词：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4-0044-08
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争取幸福的发展史.正如保尔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所言,“我们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识,都不过以怎样能获得我们的本性所不断努力追求的幸福为对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概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像追求幸福那样燃起人们的热情.
传统上,幸福是哲学家们的思想驰骋和交锋的疆域.人类对幸福的关注,从尚存文献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他认为,有王者气质的人最为幸福,最不幸的是专制的独裁者.他还运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有王者气质的人的生活比独裁者要快乐729倍.从柏拉图开始,对于那些普遍认为满足感取决于一种合乎道德、并最终令人满意的“美好人生”的哲学家而言,幸福是他们的共同课题.对于幸福,有些人用愉悦回答,有些人用荣誉回答,有些人用对生命的反思回答等等.苏格拉底说：“我比较倾向于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如果它没有其他后果的话）,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判断事物就是愉快还是不能带来愉快,幸福就是一种愉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均主张德性（善）就是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各种回答都有道理,但如果可以在一些主要领域达成一致,就能获得进展.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对于“什么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幸福”有详尽系统的论述,这种论述大体上可以代表他那时有教育的、有阅历的人们流行的观点,对其后几千年西方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那是灵魂的一种活动,相应于灵魂的两个部分（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就有两种德行,即理智的与道德的.德性是自足的,因而人具有德性就拥有快乐.关于幸福的几个特征,社会可以达成基本的一致.它必须是决定性的,是自我充足的,是积极的和相对稳定的.幸福等价于“活得更好,做得更好”.大卫休谟曾说：“一切人类勤勉的伟大目的是获得幸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劳动购买的,而我们的情欲是劳动的唯一原因.”这就是说,社会生活受人们的情欲、欲望所支配,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这个目标.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都在永不停歇地研究幸福的奥秘,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或解决人类幸福问题.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经济学矢志不渝的梦想,同时也是历来的经济学家门前赴后继、争相高举的经济学大旗.经济学家讨论幸福似乎有些侵占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地盘的味道,难怪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讨论幸福问题是不务正业.可是经济学家不该讨论幸福问题吗?苏格拉底说：各种学问,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把这个“苏格拉底命题”换个说法就是：各种学问,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类生活幸福,是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根本目的也是研究人类的行为如何才能增进人类幸福,而不是传统上所定义的“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令经济学家很受用的名言,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不知道他是在何种意义上对经济学做出这样的评价的.不过,与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在幸福这个命题上做出多少实质性的知识贡献.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跟物质财富、社会环境、公共制度、心理感受等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之后,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起幸福这个命题,这个变化本身,也许透露出一些对于经济学的变革而言非常重要的信息.
二、早期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斯密的《国富论》（1776）一书成为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也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定位于富国裕民,和斯密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以后的经济学家也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用于研究国民财富或国民收入.国民财富（或收入）确实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但是,如果说早期的经济学（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物质财富,这肯定没有说幸福是他们的根本目标更确切.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可以是对人的欲望的调节,对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的抑制,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亚当斯密相信,“经济人”追逐私利的财富欲望是完全可以通过劳动和交换得到满足的,并且这种满足和调节还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富国裕民的实现就是弗朗西斯哈奇森所谓“带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幸福的实现.斯密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人类幸福的道德维度,其著作所体现的是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亚当斯密开创了一个基于欲望制衡思想,基于对人类财富欲望的解放和伸张,以追求经济人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学幸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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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开山鼻祖杰里米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将弗朗西斯哈奇森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观点作为功利主义的根本原则.边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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