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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方面论文例文,与走向幸福:经济学的回归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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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所获得的每一份财富都对应一份相应的幸福,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越大时再增加等份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数量就越小,只有在人们获得财富的实际比例最接近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总量才最大.不过,在边沁这里,幸福一词开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开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在边沁看来,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的权衡来测量：快乐和痛苦的价值由强度,持续时间,确定程度,切近程度,增殖性,纯度和扩展范围七个因素决定.边沁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度量个人的苦乐状态以及社会的苦乐趋势.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进行数学分析.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修正和完善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修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划分,提出了快乐不仅有数量上的多少,也有质上的不同.快乐的数量指人们获得快乐的次数多少,快乐的质量指人们获得快乐的价值的大小.一般说,经验论者大都强调快乐的数量,认为感知快乐的次数越多,幸福就越大,而理性主义大都强调快乐的质量,认为不应盲目追求快乐的数量,而应注重其价值.他有一句被后人流传的格言：“作一个不满足的人比作一个满足的猪好些”.高质量的快乐应该是精神上的快乐,而精神上的快乐是高于肉体快乐的.他说：“就我们所知道的伊壁鸠鲁派的人生原理,没有不是认为理智的快乐,情感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比起单纯感官快乐,其价值更高.我们都承认,功利主义的著作家一般都以心灵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主要在于前者的更持久、更稳妥、更便宜等”.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道德,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目标,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穆勒还指出,幸福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
边沁计算幸福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边际革命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从而不断被淡化.边际效用论者,将效用作为主观幸福的测度,运用数学逻辑演绎人类的“快乐与痛苦”,效用被看作是个人快乐的数字测度,幸福是经济学显化的主题.以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为例,他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原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经济学就是痛苦与快乐的微积分.杰文斯认为快乐和痛苦此类的心理感觉不仅可以计量,而且可以通过一组无单位的“基数”来比较它们的大小和强弱.杰文斯认为,“经济人”之所以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应；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应最大化的.通过“效用”假设的引入,杰文斯看似解决了快乐或痛苦诸如此类不同体验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冲击如何测度的问题,但是,由于“效用”概念极为严格的假设以及具有的心理和生理的特点,使其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了难堪.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由于未能突破主观效用的准确计量问题,主流经济学转向使用带来效用的商品数量（或货币计量,如收入）间接衡量.如马歇尔在其189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效用被当作与欲望或需求有关的名词.我们知道,不能直接衡量欲望,而只能通过欲望引起的外部现象进行间接衡量.”后来的经济学多主张用可以衡量的客观商品来间接测度效用,建立主观效用和客观对象之间的映射关系,即效用函数.
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既然经济福利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国民收入就是可以用货币测度的那部分社会客观收入,因此,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此,在公共政策的导向上,就有“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庇古在1932年就提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将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也朝同一趋势发生变化.“在许多限定性条件下,特定规模的社会的经济福利很可能愈大,国民所得的数量愈大,穷人所增加的国民所得的绝对份额愈大.”庇古的重要结论让很多经济学家无法接受,也因此引起对社会福利为何测度、如何由个体福利得到社会总福利的理论探讨,怎样才能够在不是一种极端的资源配置状态下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等等问题的研究热潮,形成了随后20世纪30-40年代福利理论研究的热潮.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应加强“需求管理”,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对冲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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