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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方面论文例文,与走向幸福:经济学的回归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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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80;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哲学家罗素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拿破仑曾羡慕凯撒,凯撒曾羡慕亚历山大.我敢说,亚历山大曾羡慕过未曾存在过的赫克里斯.因而你不能通过成功的方式完全消除羡慕,因为在历史或传说中总会存在一位比你更成功的人士.”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也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罗伯特弗兰克的“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他认为,给定一个时点,一国的幸福度与相对收入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而除了收入极低的情况外（赤贫、绝对贫困）,当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时,幸福度的变化却又很小.寥寥数语,点出的却是经济学中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视角.在弗兰克看来,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这就产生了一个零和地位竞争：一人受罚,大家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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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如果“幸福悖论”成立,那么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千方百计地追求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目的,整个国家的政策也应当相应改变,由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顺利地实现.“幸福悖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物质化幸福理论的根本否定,它激发了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反思和研究热情.从此,经济学家们重新将注意力投注到幸福这个主观概念上,从而产生了新生的幸福经济学.最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主张“幸福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
为建立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幸福经济学,伊斯特林在区分幸福的时间点和生命周期差异后．整合心理学的定位点理论和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指出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金钱领域和非金钱领域对效用具有不同作用.经济学的两个最新观点“习惯形成”和“相互依赖性偏好”支持了伊斯特林关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的幸福效应观点,前者强调商品的效用受到经验性比较的影响,后者则认为商品的效用取决于他人所拥有该商品数量.伊斯特林的幸福经济学核心思想在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因素中的作用是不均等的.幸福适应在家庭生活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更具不完全适应性,社会比较的作用在家庭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要小得多.其含义是时间的重新分配可以增加幸福,经济政策应更多地考虑解释人的偏好.这种观点既吸收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也整合了行为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新思想,丰富了幸福经济学的内涵.
随着“幸福悖论”的提出,在经济学领域,很多的经济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和制度性因素等如何影响幸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幸福方程式”：幸福等于效用/欲望,即效用与欲望成反比,与幸福成正比.过高的欲望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绝对收入水平的过高期望,还表现为对自己相对收入地位的过快提高的期望.这种欲望是与强烈的竞争意识分不开的.无疑,人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无助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意识会产生竞争压力,而竞争压力会抵消人们通过竞争获得的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对许多人来说竞争的结果往往比所期望的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这种在竞争中受到的挫折感是不会带来幸福感的.当然,“效用”与“幸福”成正比应该是有条件的,即在人们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达到的效用才会产生幸福感,在未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有效用,但不会有幸福感.而且,“效用”与“幸福”在人们的心理效应中是不同的.“效用”是人们在选择和消费商品时的瞬时的满足感,一旦消费行为结束,人们的这种满足感很快就会消失.而“幸福”感是相对稳定的,其心理效应远比“效用”强得多.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国富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财富”(更现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长；《道德情操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规范中不至于恶性膨胀(和许多宗教所推崇的“无欲”是有区别的).
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文献从人们的主观感受出发,以可观察的事实为基础,不仅考虑了收入对人们福利状况的影响,同时还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其他因素.当然,这一发展过程得益于经济学的跨学科发展,特别是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互为利用与融合,这使得经济学也逐步演化成一门不仅关注人类财富,同时也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学科.诚如200多年前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坦言：“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现代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正是经济因素研究和人的行为心理研究的巧妙结合,回归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这种回归,对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福祉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正像世界知名学者、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她的出发之地,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阿玛蒂亚森从幸福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幸福――对幸福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1981年写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授予和权利剥夺》一书中,提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贫困问题的“能力的方法”.他的观点为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世界各国的扶贫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森于1999年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森在卷首开宗明义地提出的发展观：“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一般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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