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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方面论文例文,与走向幸福:经济学的回归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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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观点.森指出,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最终来说,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因此,他认为,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幸福.在该书中,他对传统经济学中幸福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指出功利主义的三个缺陷：一是漠视分配,只关注总量的增长,忽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二是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不认为权利和自由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只是间接地、而且只是就其影响效用而言是有用的；三是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森认为,对于长期处于受剥夺状态的人们,效用计算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穷人的穷其实不在于他们没有钱,而在于能力的缺乏.扶贫也不在于给他们多少资金,而在于培养他们生存的能力.总体幸福并不是个人幸福的简单加总,而是构建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的结果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的.森把人类的幸福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的能力自由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福利和幸福,关注普遍的人类命运,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仍然主要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基础正是近年来经济学被批评为“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的原因.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纳曼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卡尼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从而确立了经济学主流向以人为本方向转变的趋势,实现着幸福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回归.回归幸福的经济学标志着当今经济学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的变化趋势.
美国华裔奚恺元始终致力于研究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是第一个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他认为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2003年在其《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中分别从适应性理论、可评价性理论和社会性比较以及时间模式三个方面证实“财富≠幸福”.他同时提出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且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幸福学”.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是不对的.在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但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作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学,我们记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货币计量的所费和所得,其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的付出和成果,是非常有用的.
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或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经济学家到了该关注幸福问题的时候了.就像一个轮回,经济学在徘徊了两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她的出发之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陈腐的教条必须被抛弃,其合理的方法论内核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对幸福这样一个深沉的、凝重的、广阔的、极具有历史感和哲学感的题目的时候,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了.经济学家的目光不得不变得开阔而宽容,他们不得不向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学习,向他们寻求方法论和理念上的支持,与他们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有效的沟通.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开启一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实质性的革命.对于这门学科即将爆发出来的经济理论革命和社会伦理革命的巨大能量,我们拭目以待.
四、幸福经济学的价值和发展向度
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开始把经济增长置于核心视域.事实上,经济增长是工具价值,幸福才是终极价值.资源配置、社会分配、增长方式等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最终都要看是否有利于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如果经济有增长而幸福没提高,这种增长不是无意义也起码是缺乏意义的.假如不明白经济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幸福问题,就会迷失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向,并在遇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环境损害等矛盾时,缺乏根本性科学的取舍原则.经济学如果脱离“幸福”的核心命题,最终会导致它不知所终.
尽管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幸福与经济学的融合也经历了较长的过程,然而,从当前的现状来看,这种融合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极具参考意义的价值：一是,经济学的幸福研究使经济学从传统的仅仅考虑资源分配的模式向如何平衡稀缺资源和人类欲望两者之间的冲突转变,并在两者间搭建了人的适应性、社会比较性和期望调整的心理桥梁,极大的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版图.二是,从幸福与经济学融合过程来看,由于借鉴了来自于诸多其他学科领域（特别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得以展开,对个体的主观世界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的范围并得以快速发展,因此,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特别是理性假设得以完善和修正,这为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三是,揭示了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终极价值理念.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根本地改变了新旧福利经济学把对人类福祉的研究局限于偏好或效应的做法,把经济学的福祉研究提升到人类幸福的终极层面,将效应从幸福的角度重新界定,回归了经济学的伦理本源.从幸福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如果说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而言是人的发展,那么这种融合还体现了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相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言,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非同小可,它是对人类行为最高价值与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偏好明示,并与体验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形成某种相互支持.比如国民幸福指数,幸福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对它的测度,而在于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使研究向真理的极限逼近.国民幸福指数统计的开展与幸福经济学研究可促进和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幸福研究大有可为,它可使经济学从单纯的数字关注转向关注人本身,重新回到“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上来.正如微积分是因为工程师觉得好用而最终被坚持传承下来并且得到了证明一样,对幸福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也将可能为经济学创造一个更灿烂的前景.对幸福的研究将给予经济学一个崭新的视角,丰富并深化了经济学的内涵,促使经济学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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