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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相关论文范本,与“迷路”的国学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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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当以国学名义举办的培训班的“老师”虐童时,国学也成为了质疑的对象.与此同时,章太炎《国学概论》、梁启超《国学小史》等作品成为很多人书桌上的旧爱新宠.
国学相关论文范本
在过去近百年的时光里,国学经过了怎样的流变?今日之国学和昨日之国学又有怎样的差别?尝试了解这些答案,不只是理解“国学热”,缓解某种文化乡愁,更是着力于中国文化、教育的现状与未来.
异化的“国学热”：所谓复兴,只不过是一张通行证?
6月,北京出现一宗“虐童案”,当人们拷问以国学名义举办的培训班的“老师”虐童时,国学也成为了质疑的对象.
与此同时,暑假来临,国学夏令营、国学班风行各地,多在景区、名人故居、乡村等僻静处安营扎寨,学生们诵读经典,体验琴棋书画等传统文化,不失有趣.家长们则用高额的学费,来换取应试教育之外望子成龙的一剂偏方.
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国学书籍的出版与阅读亦方兴未艾.今年以来,出版有章太炎《国学概论》与《回真向俗：章太炎国学讲义》、梁启超《国学小史》等.当代学者的作品也是很多人书桌上的旧爱新宠.
“国学热”,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用国学家楼宇烈的话说,“一股热潮,从夜里悄悄升起”.
由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知识精英在2004年发起“甲申文化宣言”之后,北大开办了国学班,清华大学成立了人文学院,山东大学新设置的儒学学科也开始单独招生,海南省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面铺开国学教育的省份,使“国学热”不断升温.
与此同时,更多“国学热”的因子从民间开始聚拢、发力.2005年前后,依托央视《百家讲坛》,通过易中天、于丹、阎崇年等人的讲述,孔子、老子、曹操、清朝十二皇帝,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关书籍、影像制品畅销一时,余波至今未歇.
有学者认为,这“契合了现代社会压力下人们突破浮躁社会风气、从古代思想精华中寻求自我心灵平静、平衡生活的心态”.
在企业管理层面,国学同样被视为偏方,管理者不只想求得个人内心的平静与充实,更着眼于用国学来管理企业,各类的国学讲课、论坛颇受企业家追捧,面对各类总裁的天价国学班满地开花.
仿佛间,国学复兴的时刻到了.但其中隐藏着一种可怕的倾向：以利益来衡量国学,以商业和功利的逻辑来推动国学,正如有关人士所说,“国学已经成了消费对象”.要不然,何来许多“国学班”纷纷把学员定在老板、总裁身上,而平均一天的学费高至千元以上?
有论者刻薄地指出：看看暴发户们是怎样热衷修族谱的,你就理解了,国学,就是族谱的放大版.学者朱四倍认为,“整体社会埋头发展了三十多年,大家不约而同都想抬起头喘口气,回头看看来路,结果目光一下放远了,落到了孔子和国学身上.”
国学热,到底热什么?
沉迷于国学热,可能类似于听信了街头的传言,日夜守在自家灶下掘土挖宝,指望一夜暴富,从此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学者余英时这样认为：“‘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是不是黄帝内经跑出来指导我们的健康,也算国学热?有人乐于把目前的国学热比做西方的文艺复兴,有一种弄假成真式的冲动.可是,要知道,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要恢复光大古老的希腊文明,而是借壳上市,推销当世的创造.无论达芬奇,抑或米开朗琪罗,都是旧瓶装新酒,所谓复兴,只不过是一张通行证.
那么,今天倡导国学,我们的新酒在哪里?它有什么样的芬芳?
事实上,这已是国学史上的百年之问.
胡适们的百年之问：
国粹,还是国糠?
陆懋德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他提出要造就“中西并重”的全才.1942年,对于国学,他却大失所望：“民国以来,治国学者,多循一时之尚,而入于琐碎考证之学,故三十年之结果,竟无全才可用.”
这一文化失落,从未停止.
2009年,新清华国学院成立,该院副院长、学者刘东在《道术与天下》一书中痛陈道：“打个比方,如果人类的知识构成,在任何堪称正常的传统社会,其所谓‘专’和‘通’或‘约’与‘博’的比例,大概都只会是三七开,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种学识间的比例,就率先从西方开始滑坡,逐渐发展到了五五开、甚至六四开；按说,这样的一种现象,已经是够不正常的了――而我们竟还要变本加厉,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偏颇总结,继续朝一个明显的偏向滑落,终于滑到了七三开、八二开,甚至九一开!”
不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曾经有过一百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否定.
“国学”的出现与19世纪中叶的民族文化自救有关.1841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热潮.“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1902年秋,梁启超创办《国学报》,写信与黄遵宪商量,“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救亡保种成为这一时期国学的一个主旋律.
可当到了国弱民弱的时候,有些中国人敏锐地发现到“国学”中的阻碍发展的习陋的一方面,于是渴望“德先生”“赛先生”救国强国的有识之士便到西学中去寻找真理了.
1918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曾对“保存国粹”表达质疑,认为一国独有的事物未必是好东西,不一定值得保存.他讽刺道：“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学者们对国学时有论争,简单来说,是传统与反传统的立场的对立.鲁迅反传统,自然有人拥护传统.1923年,胡适便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三个部分――不过梁启超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更惊讶胡适的书目里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吴稚晖则把国学和小老婆、吸鸦片联系起来,认为国学乃臭古董.他表示,整理国故尚不到时候,当前之要务是发展物质文明.“等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而针对“国粹”的提法,1909年,学者宋恕认为不存在完美无瑕的国学,干脆提出“国糠”一说.
在学者余世存看来,无论是胡适,还是梁启超,对国学书目的理解皆偏狭隘,“他们忘了进入国学有四万八千法门,如何让普通的中国人感知中国的心灵,是知识人应该考虑的”.
余世存进一步解释道：“直到今天,国学书目在我们大众心中仍是繁难的,例如一部《论语》,每一代学人中都会有无数人在上面盖自己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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