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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2日,中国文联、文化部、中国作协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纪念周扬百年诞辰座谈会.会上,有关领导和周扬的生前好友缅怀周扬光辉的一生.但与会者发言中较少提到关于周扬文章引起的风波.
所谓周扬文章的风波,是文学界乃至更大范围内为人所熟知的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所引发的争论.
争论的背景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百年诞辰,中央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党中央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周扬作报告.
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周扬成为党在上海的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之一.30年代后期到延安,为毛泽东所倚重,又是党在延安的文化界领袖之一.1949年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巨头”,一直到他去世.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在他60年的生涯中,尽管他兢兢业业地忠于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却仿佛一直带着枷锁在舞蹈.20世纪30年代,鲁迅将其列入“四条汉子”之一；50年代,毛泽东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文革”前夕,又说他“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落难中,被姚文元称为“反革命两面派”.“文革”后复出,他以深邃的思考及对历史的反思,赢得人们的敬重,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却因“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而最终郁闷成疾.
这样简简单单地梳理,就可以看出,周扬的一生,实际上凸显了20世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这些重要命题,是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都绕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文艺界主要领导人的周扬,在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不但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伤文、伤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周扬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17年中的工作进行了痛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这一切,使他能够采取客观地、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态度.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周扬的反思有着深刻性与彻底性.他对待历史客观、公正的态度,不但获得了文艺界人士广泛的理解和尊敬,而且这反思也使他在理论上的探索充满了勇气.在“两个凡是”和思想解放的潮流的交锋过程中,周扬敢于突破理论上的禁区,以无畏的气概追逐真理.这一切,都记录在他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等文章中.
时至1983年,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已经5年了,与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相伴随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了以往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迷信的禁锢,促使人们对以往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新的思考和阐释.周扬的思考在思想文化界起着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作用.具体到撰写这篇学术报告,周扬也很想把几年来的思考融会贯通起来,用他的话说,要讲出一些新意来.抱着这样的想法,周扬没有接纳中宣部为他组织的起草班子,而是另外选择了王若水、顾骧和王元化.
王若水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成名的理论家,被毛泽东称之为“桌子哲学家”,与周扬就有交往.20世纪60年代,由周扬主持的“批判修正主义”的写作班子中,王若水就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担当了搜集“人道主义”与“异化”材料的任务――当然,那时是把“人道主义”与“异化”视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的.而顾骧和王元化则是新时期崭露头角的人物.以顾骧来说,新时期文坛创作所触及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这个敏感话题的作品,引起了格外的关注,也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争论.顾骧以其丰厚的哲学素养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论断的熟稔,以“文艺与人性浅识”为总题,连续写下了六篇揭示人性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呼唤人性的复归,呼唤人道主义的复归.其论点不限于文学,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对人性的摧残的控诉.因为上述他在新时期文坛的言论,有些是在周扬的观点上所作的阐发,有些是对周扬观点的补充,走进周扬的视野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更何况他还以其学人的品格给周扬留下过好的印象.
1978年12月,广东省召开文学创作会议,周扬应任仲夷之邀赴广州,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是他在“文革”后复出第一次公开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系统意见.讲话刊登在1979年2月《人民日报》上,分两天连载.顾骧读了这篇讲话,发现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周扬在文中引用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论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两个“凡是”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一个确实令人难解、困惑的论题.文中,周扬解释前一个“凡是”是“反动”的,后一个“凡是”是“革命”的.在师从贺霖学习哲学时,顾骧曾就这个问题向贺霖请教过,因而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周扬的理解不符合黑格尔论题的本意,解释不确切,因而感到有必要提出与周扬讨论,以免以讹传讹.为此,顾骧写了一篇约三四千字的文章,摘引了一些材料,送给周扬参考.周扬读后,一方面觉得顾骧的说法“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未能完全说服他”.之后,周扬见到顾骧就问：手头有无文章底稿?顾骧答：有.周扬说：你拿到《文艺报》发表吧,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但是,顾骧并没有照办.其中的原因是,由于周扬在一些理论问题的探索勇气,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在这年春天,又有要批判周扬的传说.顾骧考虑到发表这样的文章,会不会被人猜测为是点名批判周扬的信号因此就把这篇文章压下来.不过,周扬后来还是接受了顾骧的意见,在出版《文集》第五卷时,将这段引文与解释删除了.以此事为契机,顾骧受到周扬的信任并为他捉刀协助他作些文字工作.
王元化20世纪50年代曾是“胡风分子”.1959年“结案”时,周扬因爱其才能,惜其厄运,曾让人转告王元化：只要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即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王元化坚持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不予接受,结果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新时期以来,在反思“文革”及批判极“左”思潮之后,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从学术界转向思想界的王元化,自觉地充当推手,再一次引起周扬的关注.
周扬这篇经他与3位起草人讨论写成的学术报告,1983年3月7日宣读以后,在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胡乔木的不满,并为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并引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这是历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所熟知的.
争论的焦点是文章的第四部分内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顾骧执笔的.
关于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当事人都有文章加以陈述,顾骧在其所著《晚年周扬》一书中,更是详叙其过程；他在此前接受我的采访时专门谈过这个问题.
理性的探索
1983年11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仍在学校就读.波及到我所在读的大学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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