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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方面有关论文范文集,与关于周扬文章风波的记忆相关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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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间多次传阅并珍藏的《人啊,人!》（戴厚英著）一书被强行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胡乔木所著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不过,在短短的“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们对胡乔木报告的学习也草草收场了；喇叭裤、烫发乃至于谈恋爱也在不知不觉中合法了.同时,我还注意到,媒体上即或偶尔还能读到对周扬的批判文章,但这一争论也淡出了.此后,胡乔木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作了检讨的周扬似乎也照样在媒体亮相.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场争论似乎过去了.
好追根问底,大约是学历史人的癖好,我也不曾例外.因此,留存心中的这一疑团就成为挥之不去的存在,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成为一桩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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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顾骧的长文《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评论》.虽然文章在摘引、评述周扬复出后所发表的言论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但是,读后还是能让人得到这样的信息：一,因为文章说周扬的“是非功过,需要历史地说明,才能科学地给以评价”,很有点要盖棺定论的味道――周扬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二,在《人民日报》以这样的版面发表这样长的文章,似乎是个信号――那场争论中周扬未免就是错的.
一年多以后,我来到北京求学,买到了顾骧编的《周扬近作》,内中不但收录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且书末附上了顾骧的这篇文章.文章可以公开出版了,大约周扬并没有什么错.我还想,顾骧肯定是与周扬有很深渊源的人.
一晃又是10年过去了.1997年,我所在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创始人之一温济泽告诉我：1998年是周扬90诞辰,为了纪念他,周扬的生前好友正在编辑一本回忆周扬的书,你可以向这本书的编委会约稿.我欣然从命.这样,我在书编辑过程中,就有幸读到了顾骧、王若水、王元化等人的文章,知道他们是周扬这篇文章的起草者.遗憾的是,顾骧的文章很长,不太适合在杂志上发表.还有,他只讲到开始起草文章,至于我所关注的其后的事情则留待下篇了.不过,在里他告诉我,早在1986年他就在《文汇报》发表一篇评述周扬这篇文章的长文《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周扬近作>编后札记》.
孤陋寡闻的我赶紧找来读.这才知道,早在1986年,顾骧就对周扬的文章下了这样的断语：“这篇文章,是周扬在新时期10年中理论建树的高峰,或许也是10年中思想理论战线具有重要理论、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
仍然在里,我告诉顾骧我读这篇文章的感想.交谈中我知道,他正在写一本《晚年周扬》的书.那时,我也在文艺界前辈（包括顾骧）的鼓励下,尝试着摸文艺界的门道.因为顾骧是个很温和的人,也因为我还没有入门,所以说话就有些随便.我说：胡乔木与周扬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争论,不仅仅是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理论风云的变幻.您作为“此道中人”,第一手材料出来,让我们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就有更可靠的凭据.若能出版的话,我很希望您能将《兰叶春葳蕤》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以给像我这样的后辈留下历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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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篇文章已经收进书里了.书能出版的.”他依然笑笑说.
2003年7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晚年周扬》,已经摆放在我的书桌上了.
巧合的是,周扬和胡乔木这桩公案,也过去已经20年了.
也许是偏重于客观地提供史料,《晚年周扬》一书并不像另一位当事人王若水所著的《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那样,对周扬和胡乔木对峙的历史背景予以详尽的交代.而且,处于自谦的考虑,顾骧对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种种也提得甚少.其实,不管是对周扬文章的写作,还是坚持文章中的学术观点,顾骧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践踏人的价值的恶梦岁月后,人们对“文革”的反思首先在于重新思考人的价值,批判那年月所风行的“神道”和“兽道”――这是顾骧在当年写文章时用的两个词,意指个人崇拜和蔑视人的价值.有了这个前提,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讨论才能风行全国.
作为一名文艺评论家,顾骧是这场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而王若水也先后写出数篇影响较大的文章.应当说,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周扬的思考是合拍的.
“文革”结束周扬复出后,的确如《晚年周扬》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不仅有“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客观地、公正地看待历史的态度”,而且在理论上探讨上有“勇气”,敢于突破禁区；在政治风浪中有“骨气”,不人云亦云.对于自己早年曾经严厉指责过的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在作了真诚反思和检讨的同时认为,不仅应当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而且应该用“异化”的理论来反思以前的历史,为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方针作理论上的论证.
顾骧能够了解周扬伴随“时代思潮流动的轨迹”,所以在《晚年周扬》中,对胡乔木指责王若水是把自己的理论借用周扬这个“权威之口”合法化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我看到的一个材料,也可以为顾骧提供论据.
1978年4月21日,在社科院哲学所谈到科研规划时,周扬就提出要对“异化”的概念加以研究.随他参加会议的秘书不懂“异化”这个概念,4月26日特意向周扬请教.周扬做了这样的解释：
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有这样一个东西――精神,这种理念变成物质,就异化.异化和向反面转化有何区别?转化,年青变年老,春天转化为夏天,春天没有了,夏天转化为秋天,秋天没有了,然后转为了冬天.异化不同,它转化了以后,但原来的东西还在,并转过来统治它,这与转化不同.
比方,劳动产品,是工人生产的.结果产品被资本家所有,结果产品统治了工人,劳动的越多,越受统治.这是劳动异化.
上帝本来是人类脑子里的产物,结果上帝统治了人们.人们脑子的产物,人们手上的产物,都统治了人们自己,这就是异化.
这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事.了解了这个道理可以破除迷信（据谈话记录）.
周扬正是从“破除迷信”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倒是顾骧和王若水知道周扬在思考这一问题,所以,常常把自己发表的文章送给周扬“指正”.
而从《晚年周扬》所披露的两个细节来看,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似乎对这一场讨论不甚预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没有“与时俱进”.
第一个细节是,胡乔木在一次内部谈话中,仍然强调说：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外反动势力反华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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