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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最早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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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革命狂飙突进时期的巨大影响.最能体现“急进”的,是与《向导》周报提出的许多对大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的口号分不开的.《向导》周报大力宣扬“国民革命”这一口号.中共二大时确立的最低纲领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考虑到国民的接受程度,《向导》周报在宣传的时候运用了国民党曾经提出的“国民革命”这一口号,并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即在原来反对封建主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经过重新解释的“国民革命”,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向导》周报还首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是外来词.因此刚刚提出的时候,民众并不了解,甚至被讥讽为海外奇谈.
经过两年多持之以恒的宣传,《向导》周报终于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甚至成为国民党部分左派与一些进步商人都在使用的最流行的口号.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论述“纸老虎”问题最深刻、最全面的领导人,但毛泽东并不是党内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党内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是蔡和森.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第2期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批评一些只知空发议论貌似强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时,第一次使用了“纸老虎”的概念.他说：“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
《向导》周报概括并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得“三大政策”最终成为了区别国民党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时期内,“三大政策”成为了最流行的口号,无论是什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什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唯有“三大政策”.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难怪当时国民党有人认为中共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必须建立联合战线.《向导》周报从创刊到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共发表宣传建立统一战线的文章50多篇.《向导》周报的出版,正是中国共产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五卅运动期间,《向导》周报发表的中共中央有关五卅运动的文告、论述、文章达54篇.《向导》周报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了舆论准备.赵世炎以“施英”为笔名,撰写了七篇论上海工人罢工的文章,刊载在《向导》周报上,被誉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历史文献.
《向导》周报在后期受到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问题上也宣传了错误的观点.陈独秀等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列举中央在农民运动方面的右倾错误,并对今后的农运方针、政策提出了意见和建议.1927年3月5日,《考察报告》部分章节首次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上发表.同时,毛泽东正式将《考察报告》送交中央.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发表.陈独秀接到报告后颇为不满,把《考察报告》搁置起来,不予理睬.当时,瞿秋白看了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3月12日,《向导》周报第191期发表了《考察报告》的部分内容.可是,陈独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毛泽东向中央提出的正确意见和建议,而且不许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在《向导》周报上继续刊登.在彭述之的直接干涉下,《考察报告》下半部内容未能发表.最后,在瞿秋白的大力帮助下,《考察报告》才得以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长江书店出版.
《向导》周报的艰难发展和被迫停刊
《向导》周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后,每星期三出版,总发行所位于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3号.由一家名叫光明印刷厂的小厂负责印刷发行.后来.光明印刷厂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向导》周报便改在租界一家规模较大的明星印刷厂印刷.尽管《向导》周报是在租界的印刷厂秘密印刷发行的,但租界当局还是以各种手段侦知了《向导》周报的情况,查封了十余次.《向导》周报被迫不断迁移地址,并采取各种伪装手法,掩人耳目,以继续出版发行.1922年10月,当《向导》周报在上海仅仅出版了四五期的时候,租界工部局就查封了《向导》周报.
为躲避上海租界工部局对《向导》周报的查封,从1922年10月第6期起,《向导》周报北迁至北京.
1923年4月,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南迁至广州,以便更快地推动国共合作.《向导》周报随迁至广州昌兴街28号编辑出版.《向导》周报在广州虽然公开发行,但其独立批评的办报方针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牵制,后又迁至杭州出版.不久,《向导》周报又迁回上海英租界的上海大学编辑出版.《向导》周报在上海出版的时间最长,超过其存在时间的一半以上.
1927年4月,《向导》周报随中共中央迁到武汉.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揭露了“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清党”,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7月18日,《向导》周报出版了第201期.这一期仅有8页,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此后,《向导》周报宣布停刊.1927年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曾经想恢复《向导》周报,但随着武汉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党领导的长江书店、印刷厂、纸行等出版发行机构己经瘫痪,编辑人员也缺乏,中央又准备迁回上海,因而在武汉恢复《向导》周报没有实现.不久,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向导》周报原编辑郑超麟按照瞿秋白的指示,在上海兆丰花园东边亨昌路租了一套弄堂式的洋房作为党报编辑部兼中央宣传部办公地点.郑超麟主张不必恢复《向导》周报,而另外出版一份刊物――《布尔塞维克》,得到瞿秋白的赞同.按照郑超麟的想法,《布尔塞维克》这个刊物名称“表示中国革命从此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了.1927年10月,《布尔塞维克》正式出版.
《向导》周报从创刊到被迫停刊5年里,尽管处在抄收、查禁的恶劣环境下,但它的发行量依然从几千份上升到十万余份,共出版了201期和汇刊5册；刊发了国内外政论、时评70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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