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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此后,在周培源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写成《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72年第9期上.而原定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却因张春桥、姚文元的阻挠,转登在10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
上海的“权威”意见
1972年7月,周培源的《看法》一文送到《人民日报》后,姚文元指令人民日报社派出记者,分别到天津南开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征求意见”.其实,南开大学只是个陪衬,姚文元的目的是通过复旦大学之口,把周培源的文章扼杀掉.姚文元还向复旦大学提出三条讨论意见：一、理、工科的定义是否恰当；2、微积分是否三百年后才有用；3、理论的发展是否有抽象的规律.在《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到达上海之前,周培源文章的清样已先到了上海.
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很快领会到,所以要征求意见,实际上是张春桥、姚文元不赞成文章的观点,只是他们不便说.很明显,周培源的观点和1971年10月姚文元在上海的谈话是唱反调的.姚文元认为,科技战线还是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最危险.他以苏联为例,说明在那里就是技术专家、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姚文元说他正在看微积分,并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微积分是牛顿、莱布尼茨发明以后三百年在生产实践上才得到应用的,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你们可以查一下.”他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最近有人要加强基础理论,但最根本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人在强调基础理论时,往往忘记了这一点.”
上海方面即以1971年10月姚文元的这个讲话为调子,开始对《看法》一文进行围攻.
1972年7月14日,上海方面连夜布置复旦大学理科教师于第二天座谈讨论,以便统一认识,制造反对周培源文章观点的群众意见.他们还表示：如果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上海要公开组织批判.
据穆扬回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时,我作为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参加了会议,并被借调到会议帮助工作.当时我在中小学组.周培源在大学组的那次讲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但迟群一伙反对.后来有人想让周培源的观点见报时,就被他们设置了不少障碍.1972年夏,我们到南开和复旦大学去征求意见.南开大学的那次座谈会,我的印象不深.只觉得参加者不大敢说话,不敢表明他们真实的想法.之后,我们又去了上海.我记得是坐飞机去的.复旦大学派人到机场来接,把我们送到复旦大学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就开了座谈会.
在复旦大学的座谈会上,我听到的都是反对的声音.他们的调子太一致了,总让人觉得不正常.复旦大学有名的苏步青教授跟我很熟悉,散会后他悄悄对我讲,你有时间,到我家里坐坐.当时我觉得他有难言之隐,可能会有别的话要跟我说,但我安排的时间太紧,没有来得及.因感觉到复旦大学的座谈会好像统一过口径,我给华东师大打了.当时华东师大教育革命组组长是张奠宙,由他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华东师大方面没有统一过口径,对周培源的文章,也有人吞吞吐吐地反对,但大多数人赞同.我跟师大的一位老教授（名字我记不清了）提到：你们的意见跟复旦不一样,连苏步青同志都不赞成周培源同志的观点.这位老教授说：苏步青不赞成,那是他言不由衷.
回到北京后,我将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的情况写了个综合材料,大概有两三千字,经当时的报社领导交给姚文元.过了几天,那位领导对我说：‘你们搞的什么名堂?你们整的材料是怎么回事?复旦大学方面根据座谈会记录,自己整了个材料,直接报给了中央.’看来,那位报社领导和上海方面对我到华东师大座谈的举动很不满意.”
复旦大学座谈会后,姚文元一再拖延周培源文章的发表.8月15日,姚文元在给《人民日报》的一个批示中写到：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人民日报》有关部门的同志仍然认为可以发表,姚文元又说：“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下令把周培源的文章转到《光明日报》.在他们看来,这就表示“降格”了,文章还可以继续“讨论”.
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早在1970年7月,经张春桥、姚文元插手,由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署名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在《红旗》第8期上发表.在当时,这是一篇对理工科教育革命具有“指导性”的文章.
文章在六个方面提出了如何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问题：一、实行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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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创办》一文所推行的理工科教育革命的道路,不可避免地出现“理向工靠”的倾向：以校办工厂来推动理科改造的问题,理科专业的改造向应用技术方面靠拢,理科的科研也大部分是解决生产实践上眼前需要的课题.对基础理论的否定,又导致基础课教研室的解散和基础理论课程的取消.而周培源却公开反对“理向工靠”,强调要发挥理科大学的特点,强调课程的系统性和相对独立性,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还提出一些理论研究课题,当前不一定有用,要过若干年后才有用等观点.“四人帮”敏感地把周培源的这些观点和“关门办学”、“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革命群众、脱离生产实践）划上了等号.在他们看来,这是和他们的“教育革命”大方向不相符的.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前后,周恩来主持的调整,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左倾错误,为“四人帮”所不容.围绕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17年是“黑线”还是“红线”的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与周恩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相唱和的《看法》一文,自然要遭到“四人帮”的围攻,而攻击的最终目标是不言而喻的.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上海即派人到北大秘密调查文章发表的背景.他们找到北大空气动力实验室的一位同志,问周培源的文章到底是谁让写的.当时社会上流传说,文章是周总理叫周培源写的,这位同志就这样回答了.实际上周恩来对这篇文章事先并不知晓.
1972年10月,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他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右,要警惕右倾思想的抬头.”“上海要独立作战,不管什么地方刮来的风,不管是东南西北风,都要顶住.”
10月18日,姚文元来到上海.他说：“《红旗》的文章（指《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一文）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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