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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遗传学类论文范文资料,与《十大关系》发表前后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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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十九年后,邓小平对《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警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最近一次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在自然科学界存在着对不同学派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讲话.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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