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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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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当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忽然发现就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一位红卫兵也在观礼.康生走过去搭话,一问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红卫兵见是“康老”,受宠若惊之余连忙请教“下步该如何搞法”.康生说：“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红卫兵又问：“如何去查呀?”康生回答：“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说完,康生还当场给红卫兵写了一张条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条子署上了康生的大名.康生不仅为南开红卫兵指点迷津,而且还向他们发放了“抓叛徒”的“特别通行证”.至于具体地揪高仰云,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揪出薄一波等61人,最后揪出刘少奇这个“黑后台”,康生似乎不曾向南开红卫兵彻底点透.实际上,康生有自己的班子.早在1966年8月初,为了呼应彻底打倒刘少奇,康生即指使“彭真专案组”对1936年的出狱事件进行调查.“彭真专案组”领旨后,很快成立了“1936年专案”（简称“三六专案”）.这个专案组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1966年8月初,我们根据康生的指示,自8月间就开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谓简单手续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种报纸,审查了这批人的档案.”约在1966年9月间,“三六专案组”已经查到《华北日报》上的“反共启事”.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平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报纸的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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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后,南开红卫兵立即杀向北京,杀向薄一波、安子文和杨献珍.他们找不见薄一波和安子文,就首先“突破”杨献珍.在“首战杨献珍”前夕,红卫兵曾集体发了毒誓：“杨献珍,你就是‘铁’老虎,我们也要敲掉你两颗牙!”
其实,此时的杨献珍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至多是只“死老虎”.康生一次又一次对他下狠手,先是借“反右倾”之风将他从中央党校校长降为副校长,继而又亲手导演了批判“合二为一”的“好戏”,彻底将他扫地出门.在哲学所,南开红卫兵一上来就将杨献珍围在屋子中间,像审犯人一般进行突击审问.他们单刀直入：“杨献珍!你和高仰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杨献珍知道来者不善,一口咬定说：和高只是一般认识,没有什么联系.此后,无论红卫兵怎么问,杨献珍或者说声“老糊涂了,什么也记不清了”,或者就索性不开口.红卫兵情急之下只好背毛主席语录并放出狠话：“杨献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既然你不交代,那也好,限你五分钟考虑,五分钟后我们再来.”五分钟后,红卫兵果然杀气腾腾地来了.此时,年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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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珍心里十分明白,这段出狱历史容易让人误会,也特别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至于眼前的红卫兵,就更难以理解那段历史了.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想“交代”的.现在,“最后一刻”到了,他不得不“交代”了他和高仰云是如何奉了上级指示,通过发表“反共启事”出狱,并且不得不“供认”,同时发表“反共启事”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
“千辛万苦”摸清关键环节
从杨献珍身上打开“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缺口”后,南开红卫兵立即又杀向北京图书馆,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要翻出那些“反共启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红卫兵“每天只吃一顿饭,喝几口冷水,啃几口冷馒头”,奋战了三天三夜,终于从《华北日报》上找到了61人的“反共启事”.
可是,“反共启事”上大多是化名,比如,薄一波化名“张永璞”,刘澜涛化名“刘华甫”,杨献珍化名“杨仲仁”,安子文化名“徐子文”.反复翻阅“反共启事”,红卫兵仍旧一头雾水.死材料不会说话,还得抓活的,他们很快总结成了两句话秘诀,叫做“死人活对,死材料活查”.从故纸堆中出来,红卫兵又先后六次提审杨献珍.红卫兵自己也承认：“攻破杨贼是破获叛徒集团的关键”.他们还自豪地宣称：这是遵照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教导的结果.根据“供出”的线索,红卫兵乘胜追击,“直捣”廖鲁言（农业部长）,“怒斥”徐冰（统战部长）,“激战”朱则民（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到1966年10月,红卫兵摸清了一些人名,也大致摸清了这个庞大的“叛徒集团”、“叛党投敌”的几个关键环节：“这伙叛徒自首出狱是刘少奇指示的.刘少奇指示‘狱中党员可以履行自首手续’.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刘少奇的‘指示’是由徐冰传给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长）,孔又传给狱中薄一波的.”
11月1日,初冬北京的深夜,高教部的一间木工房里灯火通明,红卫兵正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起草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红卫兵写道：“现已查明,他们是一伙叛徒”,“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在“请示报告”中,红卫兵向中央请示：（1）刘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代过这个问题没有?（2）这个问题党内有过结论没有?如果有,是谁做的?我们认为必须重新评价这个问题.（3）不管如何,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叛徒,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打倒!至于什么时候往外打,请中央指示.请示报告最后写道：“此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望速回示.”还附上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
几天后,红卫兵又给他们的校友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占有材料看来,这伙叛徒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根子很硬,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因此,我们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搞这个问题,我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言下之意,大约是恳请周恩来看在南开校友的份上,为他们搞这个“惊天大案”助一臂之力.
红卫兵的“请示报告”名为“请示”,实则根本就不想“请示”什么.在那样的“革命气氛”下,他们也不必“请示”什么.红卫兵刚送交了请示报告,就在南开园里贴出了《看!高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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