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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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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的大字报,并开始揪斗高仰云夫妇.与此同时,他们拉出了许多个“抓叛徒战斗队”,杀向全国各地.据1967年10月他们自己的统计：“踏遍全国二十几个省份,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等数百个大中城市,历时一年左右时间,先后出动一万五千多人次,行程二百万公里”.
红卫兵的一支战斗队杀向了西北局所在地西安,他们的目标是一头白发的“白匪”刘澜涛.20多天过去了,仍旧没有抓到刘澜涛.红卫兵便将西北局办公楼团团围住,“果断地采取了静坐示威的革命行动”.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一位眼尖的红卫兵认出了刘澜涛乘坐的小轿车.小车在前面跑,红卫兵在后面追,最后,“奇迹出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一八小将,就凭着一双脚,追上了刘澜涛的小轿车,在深山中逮住了刘澜涛”.
还有一支战斗队,在白山黑水间跟踪追击.他们早就查出61人“叛徒集团”中的“罗霖祥”和“汪德光”“盘踞”在东北局.“罗霖祥”如今叫“赵林”,任东北局委员、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汪德光”真名叫“王鹤峰”,任中央监委候补委员、中央监委驻东北局监察组组长.揪斗赵林,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出师不利,于是,战斗队就集中火力搞王鹤峰.不料王鹤峰听到了风声,走为上策,躲到了大连.战斗队日夜兼程赶往大连,将他当场“抓获”.面对红卫兵的审问,王鹤峰拒不承认自己就是“汪德光”.这一次,红卫兵居然不急,玩起了“欲擒故纵”的“好戏”.王鹤峰却有些急了,连夜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发电报,请求有关人员帮助转告各地的草岚子难友,如果红卫兵向他们打听他在狱中的名字,“务请绝对不要告诉”.红卫兵果然“神通广大”,电报落入了他们手中.王鹤峰发了电报,仍不放心,急忙赶回东北局,从家中翻出在草岚子与薄一波、安子文等的合影照片,乘飞机到了北京.红卫兵仍旧不动声色,坐了火车,尾随而至.在北京,王鹤峰的警惕性提高了,发现红卫兵在跟踪自己,他一面让随从与红卫兵周旋,一面搬了住处.自以为很安全了,他就满北京城找难友,“大搞攻守同盟”.他当然不能想到,“小将们暗暗跟着王鹤峰,找到了一个又一个叛徒的家”.红卫兵简直比昔日搞过地下工作的王鹤峰还厉害,所以,事后他们在自己的小报上大肆嘲笑王鹤峰：“大叛徒王鹤峰为小将领了路,做了向导,他还自鸣得意.”
六十一人被定为“叛徒集团”
并揪出“总后台”
全面出击的南开红卫兵也并非总是那么春风得意,上上下下都有人不买他们的账,或者索性跟他们对着干.南开的另一派红卫兵“卫东”,与“八一八”争着“抓叛徒”.他们也远征大西北,发誓要揪出刘澜涛.11月23日,南开“卫东”伙同当地红卫兵准备在西安召开大会,批斗刘澜涛.西北局请示中央,周恩来于24日回电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在将电报稿送毛泽东审批时,周恩来特地附信说明：刘澜涛等人出狱事七大、八大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全国各地的抵制乃至反击就更多了.红卫兵曾自述他们所遭遇的“革命低潮”：“阶级敌人手忙脚乱,以垂死的疯狂加紧了对八一八小将的政治迫害”,“迎面而来的是围、追、堵、截、砸、打、抢、抄、抓”.但是,红卫兵很快迎来了“一月革命”的风暴.1967年1月9日,红卫兵又写就一份《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报告》,送交“中央并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历数“刘少奇叛徒集团”30多年来的“三反”罪行,列出了300名叛徒的地域分布表.最后,就“今后怎么搞”作出了战略部署.自此以后,南开红卫兵日益获得中央文革的青睐.中央文革多次说过：“南大八一八抓叛徒是革命行为,我们完全支持他们”.尤其是康生,“一月风暴”以后,不只一次公开支持南开红卫兵.他曾在中央组织部煽动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南开“八一八”自己也说：“在南京遇到困难时,康生同志亲自打给南京军区,帮助我们解决困难.陈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等中央首长曾多次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
南开红卫兵最得意之作,是所谓的“寒天风雪月,三审张闻天”.各地战斗队的一条条重要线索,汇聚到天寒地冻的北京城.又一个大目标出现了,红卫兵发现自己正在逼近“叛徒集团的总后台”.北京战斗队断然决定提审张闻天.1967年2月14日,红卫兵一审张闻天.他们一涌而上,团团围住了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愤怒揭发张闻天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张闻天似乎并不把红卫兵放在眼里,“他傲慢地又吸烟,又喝水”.问得急了,就声辩说：“我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这很是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又质问张闻天：“（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你伙同彭德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难道就是你的所谓一贯紧跟毛主席吗?”张闻天只好承认：“我就反了这一次.”红卫兵这才大声喝住了张闻天,单刀直入问：“你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1936年,你就曾经勾结刘少奇,指示别人自首出狱.”张闻天被突然袭击,半晌说不出话来.红卫兵再三要他“放老实点”,他含糊其词：“也许刘少奇给我打过电报.”红卫兵步步进逼：“什么内容?”张闻天说：“我不能说.”红卫兵问：“为什么不能说?”张闻天答：“记不清了.”
张闻天显然采取了拖延战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如何说,以后的二审三审,他其实也在故意拖延.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被南开红卫兵审问的那段日子,张闻天“很为踌躇”.他既不愿不顾事实,将责任推卸给刘少奇,而使他蒙冤受害；也不愿尊重事实,明言此事毛泽东知晓,而领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张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事真相的康生去信.在信中张闻天只是含蓄地说,此事回忆的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望康生查了档案后明示.接连去了两封信,都不见回音,张闻天决定独自承担责任,在向南开红卫兵的“交代材料”里,他写道：“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审完张闻天,事情的“真相”也就清楚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材料》及批示.此材料由康生掌控的“彭真专案组”写成,而批示不过是更加提纲挈领.批示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批示还引用了毛泽东1月31日在别处的一段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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