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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类有关论文范例,与关于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争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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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底,教育部全国考试督导组组长赵亮宏（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出差路过西安来看我.他自恢复高考制度后,一直在教育部搞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我将我的回忆录――《我的工作回顾》送给了他.他看后问我：“1979年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事,你怎么没有写上?就是关于由教育部统一划录取分数线的事情,当时你是第一个反对的.”和他同来的北京招生办毛金涛也说：“这么大的事,老太你怎么忘了,你是立了功的,我们这些年轻些的人都知道,为这你还掉了眼泪呢.”赵亮宏讲：“你应该补充上.现在看来,各省的经济差别比较大,各省自己划分数线还是对的,直到今天都没有改,你是对的.”教育部考试中心潘阳处长,看过我写的回忆录后,曾两次来,让我把这件事情加上.正是他们的提醒,勾起了我对过去一些事情的回忆.
改革开放前的高校招生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等学校数量很少,因而招生人数也不多.1952年,国家教育部开始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当年全国录取新生仅8万人,而且实行的是全国统一录取新生的办法.
1950年,全国成立了华北、华中、西南、中南、东北、西北6个大区,陕西省隶属西北行政委员会,招生机构由西北行政委员会所属的教育部门牵头,由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及少数高等院校的校长组成.大区撤销后,1955年陕西省由较大的院校轮流坐庄主持当地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省教育厅参与.1956年陕西省高等教育局成立后,高校招生还是由大学轮流坐庄,省高教局派人参加.
1960年,我由西安市委办公厅调到陕西省高教局人事处任处长.同年,全省的高校招生工作由省高教局人事处负责,并从陕西省有关高等院校抽调工作人员,成立了陕西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全省的高考及招生录取工作.当时我还请省委负责文教工作的副书记舒同写了一个很大的“陕西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牌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虽然提出重在学生的现实政治表现,但实际执行中很难做到.所以,在录取中,只是象征性地录取几名知名人士的子弟.当时录取的标准强调政治第一,且主要看家庭出身,所以,很多学生因无法过政审关,即使考试成绩再好也很难被录取.这样,每年都完不成招生任务,只好动员一些在校学习的高二年级成绩好的学生、符合
文化教育类有关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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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高考制度被废除了.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炮制了“两个估计”,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此为指导,高校招生实行工农兵学员推荐的招生体制.这种招生方式不仅不利于选拔人才,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8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认为,一定要改革高校招生推荐制度,恢复高考.邓小平听取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并结合几年的实践,指出大学招生办法一定要改变.1977年10月,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恢复,为众多学子开启了通往成才之门.
力主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统一
1979年4月,我恢复工作后回到陕西省高教局,组织上安排我负责研究生、大学招生录取工作.就在当月,当时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教育招生会议,作为省招生办主任,我代表陕西省参加了会议.会上高沂副部长讲了话.教育部学生司司长冯铭作了1979年高校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及任务的报告.最后他提出,从今年开始,高考结束后,招生工作由教育部统一划定全国录取分数线.当时我一听就愣了一下,怀疑是否自己听差了,就连忙问旁边新疆招办的孙严：“冯司长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老孙说：“全国统一划定录取分数线.”我当时就说了声：“这怎么行呀!”因为,每年全国招生计划是这样执行的：在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之后录取新生之前,国务院各部委把各自分管的部属院校招生计划报教育部计划司,由教育部计划司汇总后发到各省招生办.省属院校由省计委把本省的省属院校的招生计划拨到省招生办.如果教育部决定每年高考的分数线由他们定,那就是当年高考完后,各省按教育部规定的考生总分,报教育部（分理、文各科）,教育部再按全国的平均分数定全国的理、文各科的全国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一般院校录取分数线及大专录取分数线.各部属院校和省属院校都要按教育部下的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录取新生,这是很自然的.各部属院校就会根据各省高考分数线,重新考虑和调整在各省的招生指标（这个幅度就大了）.我们国家一直存在着东南发达,西北落后的状况,这也包括文化教育方面.如果全国统一划定分数线录取考生,势必造成东南的考生上大学的比例大大增加,而西北的考生上大学的比例就会大大减少.这样发达地区文化教育水平将越来越高,而落后地区文化教育水平将越来越低.那时,全国各高校规模都不大,指标紧张.如陕西1979年有101020名考生,录取指标只给10516人,如果按教育部统一划分数线去执行,陕西当年录取的新生不会超过7000人.陕西是西北最大的省,每年各高等院校连1万考生都招不到,这样非常不利于西北的发展,那我怎么向陕西老百姓交代.我还听说,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分数线部里已内定了,只是在会议上过一下.我越想越揪心,觉得这件事情不行.
下午小组开讨论会,我第一个发言.我说,对冯司长的报告,回去后,一定认真贯彻执行.但就教育部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分数线一事,我提出坚决反对意见.接着,我把陕西前两年（1977、1978年）高考成绩及录取情况算了笔账.陕西省在全国来讲高考成绩属于中等偏下,如果按全国统一划高考录取分数线录取新生,那么陕西上录取线的考生数肯定会低于指标数,剩余的指标就会调往别的省.像陕西这样教育相对落后的省区都存在这种情况,这样不利于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势必使已有的东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差距继续拉大,落后的永远落后.我讲完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招生办同志都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们讲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情况比陕西更惨.由于我当时情绪很激动,没有将陕西省高中毕业生人数交给会务组.
当晚,教育部冯司长找我谈话,一是要陕西省高中毕业生人数,二是征求我对实行统一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意见.他说,全国统一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没有完全定下来,在会上提出,也是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时高沂副部长也来了.我说：“高部长,我们陕西教育落后,你们这样划分数线,我们省不管是重点院校、一般院校、部属院校（那个时候近20多所）还是省属院校,大大小小都完不成招生任务,而且还有近三分之一多的考生落榜,我怎么回去给陕西的人民做交代.我不回去了,就住在北京.”说着,我掉下了眼泪.高副部长等安慰我说,老刘,你先不要着急,这件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定.
那次参加会议的各省招办负责人,多数都是恢复高考制度后搞这项工作的,到1979年还不满3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工作时间短,大多数人提不出多少意见,教育部怎么定,他们就怎么办,绝对服从.有的省还认为部里定了分数线,反而省了他们的事.是教育部规定的录取线,也没有办法,只有认同.只有我和四川省的李德、湖南省的王素华、广东省的蔡明错、天津市的高某某5位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参加招生工作的.第二天我就找这几个人交换意见.他们几个所在的省情况要比陕西省好一些,但他们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不同意这种做法.
后来,经过多次协商,1979年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最后决定,教育部不统一划分数线了,让各省自己去办.每年各省按教育部计划司及省计委给的招生指标和当年考试成绩,划录取分数线.尽管如此,教育部还是给各省招生办留了个尾巴,就是每年招生录取时,各部委在某省因为分数线低完不成任务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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