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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举行的第29届年会,并且在交流会举行的答谢会上讲话,还参加了201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交流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交流会30年来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程,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见证.

邓小平1978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说过:“我们原来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太低,怎么样搞得合理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就是大问题.所以,希望日本朋友特别是实业界,还有懂行的政治家帮我们出点好主意.这样,反过来可以更快地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368页)同年10月访问日本,邓小平亲眼看到日本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触颇深.他在新干线特别快车上谈到观感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页)据我揣度,这次对日本的访问,是促成邓小平更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动因,这也可以说是萌发了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这样的友好交流机制的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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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直接缘起,是请外国专家讲课.1979年春节期间,谷牧在北京钓鱼台主持一次学习会,有国务院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请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介绍世界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利弊,以及日本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筹集资金的经验,这是改革开放后请外国专家给领导干部讲课的第一次.之后,经邓小平同意,谷牧邀请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作经济顾问(后来又增加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吴作栋).在进一步交往中,中日双方都感到有必要建立―个比较固定的长期的交流机制,就宏观经济政策交换看法.几经磋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成立.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双方商定的宗旨是:从宏观角度讨论两国经济中的长期性、综合性问题,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实际上,在成立之初还说不上是双向交流,而主要是中国方面向日本学习.当时中国改革初始,百废待兴,亟需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外国经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给中国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由于是近邻,有共同的东方文化传统,历史上有比较深的了解,加之在两国建交之前民间就有比较多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还有过“廖承志一高崎办事处”这样的常设机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日本,注重向日本学习.中日双方参加交流会活动的成员,是根据这种需要确定的,都是积极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人士.日本方面,在向坂正男去世后先后担任首席代表的三个人,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且担任过中央政府重要经济部门的高级职务:下河边淳担任过国土厅次官,据说是田中角荣首相的纲领性著作《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执笔人;宫崎勇担任过经济企画厅长官,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日本政府在1960年提出的1961-1970年发展规划,目标是10年实现经济总量和人均实际收入翻番.执行结果超过预期,被称为日本通向现代化的“黄金10年”)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起草人;福川伸次担任过大平正芳首相的秘书和通产省次官.日方的成员,大多数是和中国有比较密切经济贸易关系的企业家,或者是经济研究部门的专家,都有丰富的学养.由于经济体制和决策机制的不同,中国方面参加交流会活动的,除负责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的经济学家外,多数是在职的政府经济部门负责官员,也都有丰富的学养.因此,交流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本上的抽象理论讨论,而是更为注重经济实践,最初主要是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和成功经验,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从宏观经济管理到产业发展,日方都给中国方面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还通过交流会的渠道,为推动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和投资做出了贡献.双方成员在交流会活动渠道之外,还做了许多推动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努力.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交流会是与时俱进的.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WTO,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日经济关系也有不少新的变化.中日两国的贸易额,从1980年的89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8亿美元,增长33倍.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单方面对中国进行投资和经济援助的时代已经结束.由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世界经济格局在发生重要变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发达经济体所占比重下降.面对新的局势,交流会讨论的内容逐渐有所发展,从过去以介绍日本经验为主,逐渐转向围绕两国经济面临的棘手问题进行讨论;从单向的日本“教”和中国“学”,转到双向的交流.这是我在担任交流会中方首席代表期间所发生的最大变化.这种变化,是顺时应变、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彼此觉得有新的议题需要讨论,只要提出来,对方一般都会赞成,很容易确定下来.当时并不觉得是什么大的变化,但积之数年,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变化不小.当然,原来确定的几个比较固定的议题: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形势、中日经济技术合作与地方合作,仍然是每届年会都讨论的.除这些比较固定的议题外,后来每次会议都设立“特别议题”,讨论当前的迫切问题.2000年以来先后被列为“特别议题”进行讨论的有:中国加入WTO的影响与经济结构调整(2000),经济全球化与经济结构调整(2001),WTO与多边贸易谈判(2002),自由贸易协定的新发展和亚洲经济(2003),能源战略与能源安全(2004),可持续发展与中日经济合作(2005),节能和环保领域的中日合作(2006),扩大内需与刺激消费政策(2007),战略互惠原则基础上的中日合作前景(2008)等重要问题.在几个比较固定的议题中,也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充实了新的内容.中日双方都增加了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日本方面增加了关于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对应之策的说明,中国方面则走过了单纯学习的阶段,更加主动地介绍国内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矛盾,以及所采取的应对举措,回答日本方面提出的问题,也对日本在经济方面的某些举措提出质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金融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关于地区差距,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关于资源和环境问题,关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关于“十五”和“十一五”规划,都作过专题的报告和讨论.中国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不是日本过去的经验所能完全涵盖的,日本方面注意到这一点,特别是以宏观经济分析见长的宫崎勇多次强调,不能照搬日本的经验;同时他们也根据对中国经济的深入观察,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关于中国需要扩大内需,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宫崎勇提出过建议;关于现代产业发展趋势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福川伸次提出过建议;千速晃(新日铁公司总经理)关于企业发展的报告,八丁地隆(日立公司副总经理)关于环境问题的报告,儿玉洋二(山九公司副总经理)关于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报告,都是很有深度和富有启发的.在讨伦进程中,有说明,有相互补充,有提问和质疑,也有不同意见的毫不客气的争辩,气氛是热烈认真和坦诚友好的.宫崎勇在他的回忆录《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里,对交流会的讨论气氛有这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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