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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0;与中国同行交流,最初很格式化,经过十几年、22次会议,双方的隔阂已经消融,气氛远比日本的经济审议会好,讨论的态度极为诚恳.”(宫崎勇：《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宫崎勇长期参加日本经济审议会和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亲历者,他的评论是可信的.我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和福川伸次多次讨论过交流会的议题.福川伸次在纪念交流会成立30周年的文章中说：“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起步时的初衷是让日本的经验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作用.但考虑到中日的经济地位,交流会已经到了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和构建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集思广益的时刻.”我赞成这个主张,这和交流会的宗旨是一致的.在新的形势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讨论需要放在亚洲和世界格局演变的背景下进行,在亚洲和世界格局演变的背景下讨论中日经济问题,对新的国际秩序与世界和谐做出贡献.
我想在这里说点题外的,但并不是多余的话.中国GDP在2010年超日本,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却反映非常平静.这或许可以说是国民心态成熟的一种表现吧.交流会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日方个别发言中偶尔婉转涉及.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但必须看到的是：第一,中国人均GDP还不到日本的1／10,大体上只相当于日本1973年的水平(3800美元)；第二,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不如日本；第三,日本有大量的境外资产收益,经济实力和产出总量没有反映在GDP统计中,而中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第四,不能只看当年产出,还要计算多年积累的国民财富.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中国GDP是1984亿美元,日本已经达到10553亿美元；2000年中国达到11985亿美元,日本已经是46675亿美元.还有,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大量投资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有很大差距.总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日本是经济发达国家,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仍然要虚心向日本学习.即使将来中国实现了现代化,也还要向日本好的方面学习,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好的方面学习.这是保持国家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之道,也是在国际交往中应有的态度.
三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绵延30年,作为两国高层人士的对话渠道,在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为官方提供决策咨询意见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正确的宗旨和适当的组织机制,有中日双方各界的大力支持,也仰仗参加交流会活动的双方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
在近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上,30年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作为一个双边组织,成员不断更新,30年来能够一贯秉承其成立的宗旨,通过坦诚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致力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的发展,持续时间之长和交流频率之高,都是不多见的.参加交流会活动的人都为此而感到欣慰.
正如月有阴晴圆缺,交流会的活动也有因为两国关系的障碍而遇到困难的时刻.即使在两国关系面临暂时困难的时候,交流会仍然坚持不懈地开展活动,对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出了贡献.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2001年,因为李登辉访日和教科书问题,中方不得不提议推迟原计划4月在神户举行的第21届年会,而当时日方已经对会议进行了周到的准备.交流会不论在中国举办或者在日本举办,都要和举办地进行磋商并取得支持,改期举行不免多费周折.虽然如此,福川伸次和宫崎勇还是写信给我,对中方立场表示理解.交流会的日方成员佐藤嘉恭借来北京参加贸促会议的机会,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讨论,对历史问题和中日关系有许多共识.我在北京饭店宴请佐藤先生,并且即兴写了三首俳句赠给他：
(一)
衔命重千钧,
邦交友好德为邻.
“小使”穿梭频.
(二)
阳春迎故人,
华楼小酌洗风尘.
谈笑尽经纶.
(三)
遥知樱花开,
好约难成莫疑猜.
佳期自重来.
由于双方的努力,第21届年会终于在这一年的12月成功举办,保持了交流会创立以来每届年会从未中断的纪录.像这样的彼此沟通和理解,在交流会活动中是很多的.诗里说的“小使”,是开玩笑.佐藤是日本资深外交家,被称为“知华派”人物,上世纪90年代担任日本驻华大使,我因1997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李鹏总理访问日本而同他相识.当时他告诉我即将卸任,我说,卸任后还可以继续当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使,他说离任后就成“小使”了.他离任后经常以民间身份往返于中日之间,继续为推进两国友好关系奔走.
交流会是非官方性质的,讨论的是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见解,而不是具体经济事务的交涉.当然,毋庸讳言,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所取得的成功,和两国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交流会的成立,中国方面是政府最高当局推动的,日本方面也有明显的政府背景.大来佐武郎是交流会日本方面的主要谋划者,在筹备过程中进入内阁担任外相,交流会正式成立时担任对外关系政府代表,属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职务.朱基在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期间曾经是交流会的成员,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仍然关心交流会的工作.2000年4月29日他在北京会见过出席第20届年会的中日双方代表,卸任后我还曾两次陪同宫崎勇去见他：一次是2004年11月4日在他北京的住地,一次是2006年10月12日他在钓鱼台养源斋宴请宫崎勇,老朋友见面,叙谈甚欢.温家宝总理和鸠山首相为纪念交流会成立30周年发来贺信和贺电,对交流会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温家宝总理说：“30年来,双方成员围绕世界经济和两国发展改革的重大议题交换看法,相互学习借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为推动中日经济对话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和意义超越了双边范围.”他还特别说到：“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始终秉承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即使在两国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候,仍坚持开展交流活动,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交流会轮流在中日两国不同的地方举行,所在地方都在会上报告当地经济发展议题,就展开中日两国地方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发表看法,并且被邀请参加下一年在对方国家举行的交流会.深圳、广东、天津和陕西还通过交流会的契机,成立了中日经济协力会、促进会或者研究会,定期举行对话交流活动.这些做法,扩大了交流会的范围,增加了交流的深度,也使参加交流会活动的人开阔了眼界.我因为参加交流会活动而去过日本宫崎、神户、松山和冲绳,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国内去过的地方不算很少,敦煌和阳关也是因为参加交流会活动才得以一饱眼福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举行,所在地的政府和各界人士都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并且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这也是我们不会忘记的.
在2010年4月26日纪念交流会30年的座谈会上,与会者深切缅怀这项活动的倡议者和发起者邓小平、谷牧和大来佐武郎,以及长期担任中方首席代表的马洪和长期担任日方首席代表的向坂正男.没有他们关于成立交流会的高瞻远瞩的创意,没有他们的开拓性的工作,就没有交流会和交流会的今天.大家都表示,我们作为这些前辈所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有责任继续努力.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已经是“而立之年”,三十岁了.我衷心希望,正值壮年时期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越办越好,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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