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大学相关论文范例,与张友渔在天津相关毕业论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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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渔原名张象鼎,1927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时被捕入狱,1928年3月由山西同乡会通过当时的财政总长董士恩出面保释而出狱.

《泰晤士晚报》总编辑――《泰晤士报》总编辑――天津市政府宣传科长

张象鼎出狱后到了天津.在狱中丢掉了中共组织关系,他急于接上,心中焦急苦闷.这时,他得到弟弟张彝鼎的消息.张彝鼎在张象鼎来北京之前,就被清华大学保送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参加了国民党,回国后,当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张象鼎为兄弟二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感叹不已.几处惆怅聚心头,他拿起毛笔写下了自己的字“友彝”.父亲给他起名象鼎,字“有仪”.兄弟俩离开老家去省城太原时,他决心好好照顾弟弟,把“有仪”改为谐音的“友彝”,以明心志.现在,他把“彝”字圈掉,改为音相近的“渔”,决心改名“友渔”,以志宁可过钓鱼、打柴人的清贫生活,也不到反动政府的名利场当过客.象鼎这个名字,他也决定不用了.在革命事业中,甘做一名小卒,不一定如“象鼎”之大器.从此,他把张友渔这个名字沿用下来.

张友渔在天津积极寻找中共组织关系的同时,设法为自己弄到了一个合法的公开身份,在京津通讯社当了编辑.

在军阀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中文报纸和通讯社关于北伐战争的很多真实情况一般很难弄到手.张友渔把日本报纸上关于北伐战争的报道翻译成中文稿,受到各报的热烈欢迎.但是,对北伐战争的消息报道得越真切,军阀政府越恼火.统治天津的军阀――直鲁联军头目褚玉璞,看到有关北伐胜利的消息大都来自“京津通讯社讯”,就把报纸扔到地上：“他妈的！这个京津通讯社是什么人在办老子非封了它不可！”天津军阀政府里有京津通讯社老板陆少游的熟人,赶紧把褚玉璞发火的情况告诉了陆少游.陆少游十分害怕,他很为难地把这一情况告诉张友渔.张友渔立刻说：“少游兄不必为难.为保京津通讯社,我张友渔离开.他褚玉璞来找茬儿就找不到了.”陆少游眼巴巴地看着张友渔离开了京津通讯社.

天津的汉文《泰晤士报》老板熊少豪想再出一张《泰晤士晚报》,正在物色晚报的总编辑,便立刻把张友渔请来任《泰晤士晚报》总编辑.《泰晤士报》馆址在法租界,军阀政府不能管租界里的事.张友渔可以在《泰晤士晚报》上任意发表军阀不爱看的文章.越登军阀不爱看的北伐进军的消息,《泰晤士晚报》的社会地位越高.张作霖在回沈阳的火车上被日本人炸死的消息,日本向中国人封锁.张友渔从日本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立即翻译出来,在《泰晤士晚报》上以显著位置、大字标题登了出来,轰动了整个天津.《泰晤士晚报》名声大振,销量大增.张友渔在天津新闻界也轰动一时.

这时,张友渔通过几个月的奔波辗转,终于在1928年6月里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他在中共北方局军委领导下,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和掩护、救助中共党员的工作.

就在张友渔精神振奋地忙于中共地下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找张友渔,他就是天津市市长南桂馨.这时的天津市已在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内.阎锡山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委任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南桂馨为天津市市长.南桂馨在山西的“五四”运动中就认识了当时是山西省学联负责人之一的张象鼎.张象鼎到了北京,南桂馨也在北京,作阎锡山驻北京的秘密代表,住在东交民巷.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中,张象鼎曾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去做他的工作,和他联系多次.南桂馨一直认为张象鼎是个有为之士.他来天津市当市长后,认为阎锡山在新闻界的力量还不够强,山西派的报纸在天津市影响不大,因此,急于加强阎锡山派在天津报界的力量.有人向他报告说：“在报界很出名的张友渔,就是山西省的那个张象鼎,现在是《泰晤士晚报》的总编辑.”南桂馨听了非常高兴,他决定去找张友渔,利用张友渔的才干及在报界的影响,为阎锡山在报界开辟新局面.

南桂馨在天津市政府接管《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晚报》时,亲自来《泰晤士报》馆,和张友渔见了面,让张友渔从《泰晤士晚报》总编辑的位置,换到《泰晤士报》总编辑的位置上.没过多久,南桂馨又让张友渔暂时离开报界,给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当秘书,随后又调他到天津市政府当宣传科长,主管全市宣传工作.

天津市政府给张友渔准备了宽敞的房间.张友渔不仅在里头办公,还干脆住了进去.他表现得很活跃,很健谈,每天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发布新闻之后,广泛和记者交谈.天津市政府的宣传科,每天热热闹闹,记者来来往往.谁也不知道在来访的人当中,竟有张友渔安排来谈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中共地下组织派来的重要使者.和张友渔在北京一同办过《国民晚报》的中共秘密党员武竞天也来到天津,他需要一个合法的公开身份.张友渔立刻批准了他递到宣传科来的“申报成立通讯社的请示”.武竞天成了这个通讯社的负责人,名正言顺地在天津市各机关、各部门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他与各机关、各部门里的中共地下党员接头,传递情报,发挥了很大作用.

奉命筹办“自新院”

1930年3月的一天,张友渔在接待一些客人,当他起身倒水时,有个“来访者”抢过暖壶为他倒水,并趁机凑近他悄声说了几句话.等客人散走时,张友渔和这个人并肩走了几步.这个人传达给他一个命令,中共顺直省委军委负责人之一的廖平化要见他,有要事商谈.张友渔按指定的时间在办公室等,廖平化按时来到,开门见山地通知张友渔“监狱里的同志已开始绝食斗争.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在营救斗争中完成一件特殊任务,把一部分同志救出监狱.”他和张友渔分析了天津市各监狱在管理上的混乱现象,认为可以从这方面作文章.当时,各省市关押犯人,一般采取两种处置措施：“罪行”重的,投入监狱；“罪行”轻的,关进另外设置的一种机构.这种机构,在蒋介石统治区叫“反省院”,在阎锡山统治区叫“自新院”.阎锡山政权在天津市还没有建立“自新院”这类机构,轻、重犯人一律关在监狱里.廖平化和张友渔商量,用他科长的身份改进市政府的工作,想办法让天津市政府也成立一个“自新院”,把一些同志从监狱转到“自新院”,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存革命力量,至于下一步如何营救,要看这一步进展情况再作计议.廖平化走后,张友渔又仔细认真地考虑了自己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他就去找新换的市长崔廷献,先谈了一阵宣传和社会工作,最后对崔廷献说：“监狱犯人绝食闹事,社会不安定,报界很注意.市长不可掉以轻心.我不是直接管司法的,但有个想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崔廷献说：“快请直言.”

张友渔说：“我们市的监狱,重罪犯人和罪行轻的犯人关在一起,实在不好管理.就拿犯人绝食来说,多数犯人还不是被少数重罪犯煽动起来的如果按罪行轻重,把犯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就好做工作了.山西省搞的那种‘自新院’就很好.”崔廷献一边很用心地听,一边想,阎锡山在山西的治理有他的一套办法,天津市应该以山西为楷模,不能离阎锡山的要求太远了.想到这里,便对张友渔说：“张科长所言极是,现在就要抓紧办理,不宜再拖延时日,先成立临时自新院吧！”崔廷献接着说：“建立临时自新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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