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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1915.11―2009.11)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他与夫人戴乃迭的译作(中译英)遍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各门类,约1000万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他享年95岁,人生经历将近一个世纪,既有辉煌成就,亦有坎坷磨难,充满传奇色彩.笔者从他丰富的人生历程中撷取几个片断写成此文,以飨读者.
从富家少爷到革命同志
杨宪益出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祖父是一名地位颇高的清朝地方官,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几位叔祖都是袁世凯以及许多北洋高官的同僚.父亲虽不是高官,但和早期的中国北洋政府首脑们关系密切.他是这个豪富家庭中惟一的公子,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丝质黄马褂.父亲有三房妻室,他母亲是第二位夫人.他还有一个异母妹妹(是父亲第三个妻子所生)以及两个亲妹妹杨敏如和杨静如.
杨宪益5岁时,父亲因患伤寒而过早去世,给寡妻们留下一笔丰厚的财产.父亲去世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父亲给寡妻留下的巨资都存在银行里,后被两个叔叔哄骗拿去做投机生意,结果血本无归.再加上家里仍维持着高标准开支及遭到仆人们的大肆偷盗,家产便被挥霍掉了.到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产已卖罄,银行存款化为乌有.
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
他在自传中曾说:“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惟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由于杨宪益是独生子,母亲怕他遭绑架或遇意外,在他12岁以前不许出门上学,在家跟家庭塾师学习,读儒家经典和旧体诗.他十一二岁时就读了许多古记小说和明清通俗传奇.十三岁时,说服了大母亲,才允许他进入天津新学书院(英国教会学校)学习.喜欢英国文学、中国文学和古代史的杨宪益当时读了很多旧体诗和西方诗歌.
1934年杨宪益高中毕业,准备上清华或北大,当时教物理的英籍教员朗曼和教英国文学的妻子非常喜欢杨宪益,提出要带他去伦敦求学.
1934年冬,他到了伦敦,前往牛津大学求学.那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他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州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等喝遍了各式各样的小酒馆,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1936年春,杨宪益搬到牛津大学,在那里认识了历史学家向达、攻读语言学的吕叔湘,还有在牛津读书的钱钟书、杨绛夫妇.
在学校,他还参加了中国学会(由中国友好人士及中国留学生组成),1936年被推选为学会秘书,1937年又被选为学会主席,直到离开牛津大学为止.
1937年夏末到1938年初,杨宪益除了在牛津上课外,大部分时间在伦敦,组织集会,进行抗日宣传,创办《抗日时报》,每天晚上出版一张,散发给当地的中国居民,还办了一份英文杂志《再生》.
1938年春天,他用英文写了一部反映中国军队在山西平型关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幕剧.在此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抗日宣传工作,还参加了荣誉学位的初试,并且考试合格.
1940年春,杨宪益通过了毕业考试,准备回中国,此时突然接到美国学者的邀请函,哈佛大学请他去当助教.他回信谢绝了,同时又接到国内来信,请他到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教授.母亲也从天津给他来信,决定到重庆避难.于是,杨宪益拿定主意:先前往昆明,开始教书生涯.
杨宪益在英国留学7年,很多事情都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早已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可幸的是,去时是单身,回时抱得美人归――未婚妻陪伴他身旁.
当他们回到中国时,这个国家已满目疮痍,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他和夫人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怀揣一张任教聘书,身无他物,颠簸于内地的旅途中.
他俩先后在重庆、贵阳、成都、北碚等地工作.后来诗人卢前介绍他们夫妻俩到北碚的国立编译馆担任高级研究员.
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了,他俩随着编译馆迁回南京.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4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垮台,杨宪益目睹国民党的种种劣迹,决心要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推翻这个可恨的政权.1946年春,他和编译馆的两名年轻同事参加了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该组织于1948年并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南京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主持南京各界人士的会议,专门从事统战工作.
1952年,他们夫妇俩受北京外文出版社(后改名为外文局)聘请到出版社当翻译.杨宪益在那个岗位上翻译了不少作品,还担任了《中国文学》杂志的主编.
1980年,杨宪益申入中国共产党,这一申请被搁置多年,部分原因是他早已是民革的老资格成员.直到1985年4月,在他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的一个月,70岁的杨宪益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他之所以要入党,是因为解放前就立下了这个心愿,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免于毁灭.
1990年2月,杨宪益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他退出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仍保留着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仍是民革的一名领导成员,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文联的地位也没有变.
译著等身的异国伉俪
早年,杨宪益在埃及沙漠旅游时,一位会“算命”的向导对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
后来他说,这事发生在他认识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他还是不相信算命.
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是英国人,1919年生于北京.她的父亲戴乐仁大学毕业后决心当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曾在天津新学书院、燕京大学任教,后来作为工业合作化组织的一名教师到甘肃工作.
戴乃迭四五岁时,母亲把她和她姐姐带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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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在牛津大学担任中国学会主席时,她是这个学会的秘书.杨宪益爱上了这位获得“牛津大学中文学科荣誉学位第一人”的戴乃迭,两人互倾衷情,于1940订婚,并一起返回中国.
杨宪益和戴乃迭准备结婚的决定引起双方母亲极大的忧虑,她们都担心这个跨国婚姻不能维持长久.杨宪益的母亲在天津得知这一消息时竟哭泣起来.后来,她在中国见到了戴乃迭才放下心来.
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婚姻持续不了4年.”但她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婚后由于中英两种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两人曾遇到过不少磨难,但都被一一克服了.他俩近半个世纪都在一起工作,联袂完成了从《史记》、《资治通鉴》、《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到《红楼梦》、《鲁迅选集》、郭沫若的《屈原》等百余部,近千万字文学作品的中译英工作.如果没有真挚深沉的爱,要做到这一点是难以想像的.
杨宪益常自谦地说,他的爱人才是真正的翻译家,正是这位可爱、可敬的英国淑女,让杨宪益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翻译之路.
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译本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红楼梦》英文译本除了杨、戴本外,还有一个是英国的霍克斯在1973年的译本《石头记》.霍克斯是意译,而杨宪益夫妇采用的是直译.1960年,外文出版社决定让杨宪益翻译《红楼梦》.从1960年到1964年,已完成100回译文的草稿,但上级又让他停下来,直到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才重新翻译下去,终于在1974年译成全书.该译著出版后,获得各方面的好评.例如,1989年西班牙文译本《红梦楼》就是根据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转译的.
杨宪益自己认为,他的译作中最有分量的还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兼思想家鲁迅的四卷本选集.1954年,外文出版社的领导介绍杨宪益认识了鲁迅的亲密朋友冯雪峰.杨宪益、戴乃迭和冯雪峰一起选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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