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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方面论文范文文献,与陈独秀与高一涵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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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深厚情谊.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运动发生后的第三天,高一涵就在陈独秀的提议下,写下了《市民运动的研究》一文.文章认为,五月四日,北京发生的“完全是市民的运动,并不单是学生运动.这件事顺着世界新潮流而起,绝不可轻易看过”,他甚至强调：市民运动“是国家兴旺的气象”.高一涵的文章对于号召人们起来参与“五四运动”,扩大“五四运动”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运动的发展,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提出了5条具体的要求,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表达了其“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宣言》写好后,陈独秀交由胡适译为英文,并在6月8日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专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第二天,陈独秀与高一涵等人亲自到北京新世界游乐场、城南游艺场等处广为散发.
6月11日晚10时,当陈独秀再次在新世界娱乐场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时,被北洋军阀政府的便衣警察当场逮捕,押往外右五区警署.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陈的住宅,破门而入,当即搜去信札多件.
忽闻陈独秀被捕,高一涵大吃一惊.他迅速联系胡适等一大批著名皖籍人士,为营救陈独秀积极奔走.最终,慑于舆论的压力,在高一涵等一大批陈独秀的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的营救下,经受了83天牢狱之灾的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陈独秀被保出狱时,保释书上曾有“不得擅自离京”一条.但1920年1月29日,接到章士钊等筹办西南大学发来的邀请函,生性倔强的陈独秀毅然决定秘密前往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等政治主张,使得湖北官吏极为惊骇,明令其停止讲演.无奈之下,陈独秀乘车返回北京.
此时,京师警察厅已侦知陈独秀潜出北京多日,决定在陈独秀返京时,将其逮捕囚禁.高一涵和李大钊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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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涵参加了这次营救陈独秀的行动,心情很激动,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甚至在陈独秀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跌至其人生的最低谷时,他还为参与营救陈独秀而感到自豪.而陈独秀对高一涵的这次救命之恩也念念不忘,无论是身居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高位,还是落寞寄居四川江津,都常常提及此事.那时,陈独秀与高一涵由于种种原因相隔甚远,不能相见,但每忆及此,一生珍视亲情和友情的陈独秀都会热泪纵横,对挚友的挂念与感激之情,尽显无遗.
四
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际,高一涵并未介入李大钊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但是,他的思想已经明显受到陈独秀的影响.1921年,为了从事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有密切关系的欧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搜集欧洲政治思想史资料,高一涵再次去了日本.也就是在这一年,高一涵专门写了一篇《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的文章,同时参加了《新青年》举办的“社会主义讨论”,还于这年5月14日应清华学校政治学研究会的邀请,做了《共产主义之历史》的学术演讲.
1926年,高一涵在赴武昌途中由李大钊和高语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李大钊的动员下去武汉找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准备参加武汉的革命工作.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身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工作相当繁忙.见到老友高一涵后,陈独秀异常高兴.鉴于其在政治学方面的较高造诣,陈独秀安排高一涵担任国民革命政府设在武昌的中山大学的教授,并兼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还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高一涵便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不懈奋斗.
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陈独秀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被迫转入地下.鉴于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高一涵无奈之余,跟中国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由武汉到上海避居,先后在上海法政大学和吴湖中国公学担任教授,并出任新建立的社会科学院院长.1931年,他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5年又被任命为驻武汉的两湖监察使,1940年转赴兰州出任甘、宁、青监察使.
晚年陈独秀穷困潦倒依然笔耕不辍,他倾其主要精力,历经数载,写成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对此,高一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同样醉心于学术的高一涵也不甘落后,他先后完成了《政治学大纲》、《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金城集》等著作,并翻译了美国的《杜威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书籍.1942年5月26日,陈独秀因病在四川江津鹤山坪逝世.噩耗传来,高一涵禁不住老泪纵横：“仲甫啊,仲甫,你怎么能先我而去呢等”过度悲伤使得高一涵声音哽咽,闻者无不落泪.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一涵回到武汉,复任两湖监察使,他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董必武、周新民等共产党人.解放战争后期,他逐渐脱离了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隐居南京,后与中共秘密组织联系,同朱子帆、沈子修等民主人士一道,为迎接南京的解放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高一涵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和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并担任江苏省民盟副主任委员.稍后,他还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高一涵因病在南京去世,被安葬于雨花台公墓,终年84岁.
陈独秀与高一涵从以文相识到相知,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演绎了这样一段友谊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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