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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有关论文范文资料,与邓小平的报刊情缘相关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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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和宣传党和红军政策的喉舌与阵地.《红星》报经常刊登中央及军委指示、文件、领导人的文章,以及大量消息、战况报道,使其真正成为革命战争中一只有力的喇叭.经常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洛甫、王稼祥、李维汉、罗荣桓、聂荣臻、陈云、杨尚昆、贺昌、左权等,很多文章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命令,具有强烈的指导性.邓小平还经常采用“红星号召”和“响应红星号召”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以发挥《红星》报政治指导员的作用.在“红星号召”栏中,经常发出执行三大纪律、扩大红军、为战争捐款、购买公债、写红色家信等号召,并把指战员响应号召的实际行动,在“响应红星号召”栏内充分地反映出来.1935年9月出版的第8期《红星》报,有《给红星号召以响亮的回答》这样一则消息：“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们愿意将存在中央政府的1932年的2元钱公谷费全数捐给战争,并希望全体红军一致响应‘红星号召’.”接着,《红星》报又刊登了一位名叫李学俊的伤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内容是汇报自己病情恶化,请求不领政府发的公谷费,自愿捐给战争.这两条消息刊登后,全军上下很快形成了一个节省经费开支、努力支援前线的群众运动.
邓小平把《红星》报办出自己的特色,使之真正成为战士的良师益友.他凭借长期搞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以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生动朴素的文字风格,对《红星》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改革.他在《红星》报上先后开设了许多知识性栏目.如“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专栏；“法厅”则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这也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俱乐部”则有“客家山歌”、“红军歌曲”、“猜谜语”等.《红星》报由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例如,该报于1933年10月第9期发表了一首后方群众写给前线红军的客家山歌：“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等”接着,该报第15期作为应和,又发表了前线红军战士写给后方姐妹的山歌：“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枪十万谢你们等”以如此形式鼓舞士气,激动人心.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称《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和“红军俱乐部”.
1934年2月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来到瑞金的叶坪,为红军烈士纪念塔举行揭幕典礼仪式.典礼结束后,周恩来和前来参加典礼的邓小平谈了话.临别时,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邓小平,供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用.对于周恩来的赠物,邓小平十分珍惜,特地找来红洋漆,用笔在马灯油壶的底部写下了“1934年邓小平用”几个字.这盏马灯经历了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如今已成为邓小平创办《红星》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物.
1934年10月,邓小平与《红星》报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艰苦卓绝的万里征途中,边行军边作战边办报.他总是用扁担挑着铁皮箱,一到宿营地支起箱子就立即投入工作之中.长征途中的邓小平大部分时间在和报纸打交道.多年后,女儿好奇地问起他长征时都做了些什么,他答以铿锵简明的三个字：“跟着走.”跟着走,跟党走.一路编着《红星》报的邓小平就这样经过二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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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从此,依依不舍地告别他倾注许多心血的《红星》报,跟随毛泽东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结束了他的办报生涯.
关注与指导报刊工作
邓小平一向认为,报刊宣传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他成为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人以后,即便没有亲手创办和主编报刊,但在繁忙的党务军务工作中,也不忘关注报刊新闻业的发展,或领导创办新的报刊,或指导报刊的宣传,并不时为报刊撰写稿件.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出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月,他对新闻宣传十分关注,提出要最大可能地加强随军记者的力量,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邓小平还在总政出版的《前线》周刊发表了《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等文章.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后,他也为该刊撰写重要军政著述.1940年7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出版的《前线月刊》创刊,他曾是该刊的编委之一.1943年10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全面主持晋冀鲁豫边区的党政工作,该地区的报刊事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比较重要的报纸有《新华日报》华北版（及太南版、太行版、太岳版等）、《晋冀豫日报》、《冀鲁豫日报》、《中国人报》、《战场周报》等,而各机关、团体、专区、县发行的小型报纸种类就更多,总计约有四五十种.刊物方面,数量也有三四十种之多.
邓小平不仅经常关注报刊的宣传工作,而且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晋冀鲁豫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党的生活》、《抗日战场》、《战斗》和重庆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发表了《在敌后方的两个战线》、《悼丁思林同志》、《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等文章.
在1947年率军转战大别山期间,部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时,邓小平指出,越是艰苦的时候越不能丢弃宣传工作.他认为宣传工作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工作,是团结大多数民众在我党我军周围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武装人民思想的主要手段.“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
在解放战争的决胜阶段,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部南下,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相继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并迅速出版南京《新华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等.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直接领导筹划了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省党报的出版.194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邓小平出任第一书记.他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新华日报》报头,交给筹办西南局机关报的人员,并指示他们随军向重庆前进.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0日,西南《新华日报》与读者见面.12月底,为稳定物价,他指示《新华日报》每天都要公布重庆的折实单位,让广大群众知道油、盐、米的牌价.他不仅对报社工作做过多次指示,还亲自审阅修改报纸的重要言论,也审阅修改过不少记者的稿件.他在审阅会议新闻稿时,经常勾掉自己的讲话内容,并说“新闻要短些”.
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邓小平曾详细阐述了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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