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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相关论文范文集,与《邓小平文选》是如何编辑出版的?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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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系统地对广大党员、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编辑出版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为代表的众多经典文献.中共领袖的著作,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缩影,又为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向导,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现梳理了党的有关政策、档案、年谱、传记及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试对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著作编辑出版的来龙去脉作一揭示.
出版《邓小平文选》,采取什么形式可以考虑,如先出内部发行的文选,也是一种办法.如你同意,望提交常委研究决定”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共中央决定,除继续编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外,还要编辑出版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于是,将“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组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承担着“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的重要使命,其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其前身可追溯到1950年成立的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77年3月易名为“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5月改为现名,其使命也从专门编辑毛泽东著作扩大到党的其他主要领袖人物,研究范围从历史文献扩大到当代文献.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立后,选编和汇编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召开以前的党的重要文献,开始了对邓小平讲话、谈话和文章的收集工作.其中,《选编》收录邓小平文献16篇,《汇编》收录24篇,为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准备了基础.1981年3月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提出,计划由近及远,先编辑邓小平近年的著作.9月5日,山东平阴铝厂的新闻干事王允恭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转中共中央和胡耀邦,建议党中央尽快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邓选》）.9月20日,王任重致函胡耀邦,认为这一建议“有道理”,“采取什么形式可以考虑,如先出内部发行的文选,也是一种办法.如你同意,望提交常委研究决定”.9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作出批示：“请力群（笔者注：邓力群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同志指定人开始编辑和加工,等到有了一个眉目,再请示小平同志并中央常委作决定.”随后,邓力群批示：“已经得到小平同志同意,初步提出选目,准备讨论.”
1982年3月上旬,邓小平批阅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的报告》后,同意按照《报告》中的原则进行文稿的整理工作,并表示文稿整理好后,再予审阅.《报告》提出《邓选》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出版,内部发行,还提出：文稿力求精选精编,使之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保持一致.1982年4月21日,胡耀邦又批转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摘报的一封要求出《邓选》的群众来信,请胡乔木、王任重、邓力群考虑.4月22日,邓力群将信批转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李琦在此件上批示：“即送龚、逄阅后转综合组同志阅.”据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回忆：“我们阅后建议：把要求出邓选的来信,集中起来,摘编一个综合材料,在文献室的内部刊物《文献与研究》上登载.这个过程说明,中央和群众想到一块了.”就这样,党中央把编辑出版1975年以来的《邓选》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同意胡乔木意见,《邓选》（1975-1982年）由原定的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出版发行.1983年2月18日,邓小平就审阅《邓选》书稿一事,让秘书转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书稿乔木同志已看过,我不看了.”3月4日,邓小平听取胡乔木汇报《邓选》编辑过程中对一些文稿的重要的修改意见,表示完全同意.1983年7月1日,《邓选》（1975-1982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本《邓选》,收入了邓小平从1975年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共47篇,其中39篇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为何选择从1975年编起呢?据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逄先知回忆：“从1975年编起,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这个时期邓的许多讲话,反映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这对于理解后来他指导全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有重要意义.小平同志就曾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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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选》（1975-1982年）出版以后,在邓小平其他时期文稿的编辑上,当时有两个方向：一是编辑十二大以后邓小平的近期著作；二是返回去往前编他早年的著作,编1938年至1965年的文稿.为什么从1938年选起,选到1965年为止,而不是同已经出的那一卷接起来选到1974年呢?据《邓选》（1938-1965年）的编纂人逄先知回忆：“开始曾考虑以1931年的《七军工作报告》开卷.那篇报告主要是记述事实经过,史料价值很高,但作为供学习用的邓选的开卷篇,不很理想.最后就选了1938年写的一篇讲军队政治工作的,当时邓已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而下限年份到1965年,则是因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来,小平同志就被打倒了嘛!”邓小平逐篇审阅了这一卷的文稿.1987年10月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送审邓小平1950年《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整理稿.10月7日,邓小平批复：“可以,就是嗦了些,最好删节一半.”1988年12月15日,邓小平审定完全部文稿后谈了三点意见：“一、我看了,内容可以.二、《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这个讲话,是就当时的情况讲的.当时我党同国民党的摩擦主要在晋冀鲁豫地区.这篇讲话要作大的删节,删去一半.三、有十几篇讲话都是口语性的,文字上再加点工.”据此,中央文献研究室对全部文稿又作了认真校订,认为不选《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为宜.1989年1月11日,中央文献研究室把这一想法和文选的《出版说明》报送邓小平.1月13日,邓小平让秘书转告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说明写得比较好,提到各个历史时期；同意《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不收入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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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过程中,许多共同署名的军事电报,或以党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只存了抄件,没法判断哪些是邓小平写的.为此,1986年3月21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向邓小平呈请确认拟收入《邓选》（1938-1965年）的9篇文稿作者的报告.7月15日,邓小平在这9篇文稿目录旁分别批注意见.对红七军的报告,批：“是我在上海写的”.对在大别山的一组电报,批：“有我写的,也有是刘、李写的.”刘指刘伯承,李指李达.对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总结,批：“多半是我写的,记不清了.”对京沪杭作战纲要,批：“是我写的,还有一个渡江作战命令是我写的.”1989年8月20日,《邓选》(1938-1965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本文选,集中了邓小平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以前28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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