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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基地.此后,安源工运吸取了全国工运失败“孤军奋斗”（蔡和森语）的教训,1925年10月后走向广大农村,进行工农联盟,开展农运和武装斗争,成为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这些历史进程和历史功绩也都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其他工运地区所没有的.因此,正是安源工运在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中和此后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具有不同凡响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安源工运才具有各种条件开展我党最早反腐倡廉工作,成为我党反腐倡廉工作的先驱.
二、安源工运期间腐败问题的产生与表现
任何政党和团体腐败问题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其中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这个政党或团体必须获得或建立一定的权力和权力机构；二是创办了经济组织,产生和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利益.这两个基本条件具备之日,就是产生和形成腐败问题的可能之时.安源工运中的作风问题和腐败行为产生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取得了罢工斗争胜利、俱乐部蓬勃发展、内部机构日益增加、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之后.这时,工人既有了自己的权力机构,又有了自己的经济实体和经济利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时的发展情形正如李立三所言：“‘二七’前五个月,安源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工会简直是半政权机关,什么事情都找工会,司法官、矿警局没用处,工人有纠察队,打架就找工会,合作社有许多铺子.等工会的确是半政权性质.”⑤因此,安源党组织在此期间的反腐倡廉工作,围绕加强俱乐部建设及如何加强对经济实体的管理,更好的发展工人经济展开.
罢工胜利后,俱乐部部员迅速发展,从700多人一下发展到13000多人,部员上缴的部费也随之增加,加上路矿当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用费洋二百元”⑥,俱乐部有了一定数额的资金和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1922年下半年俱乐部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这是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人阶级经济组织和经济实体.开始入社者30多人,集资仅百元,“后乃以‘创办消费合作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⑦.消费合作社于次年2月7日正式开业后,通过向部员发行股票的方式,筹措和扩大资金,认股金额达7845元,合作社的总资金达18662元⑧.至1924年12月底,合作社结算时基金为28321元⑨.1923年10月中旬,俱乐部拨专款动工兴建新的俱乐部演讲大楼,并于1924年5月1日竣工.俱乐部的内部机构相继设立,工人经济组织有了较快发展,客观上为安源工运中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1922年9月至1923年7月之间是安源工运中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主要滋生和突出表现时期.由于罢工胜利,俱乐部的急剧扩增,工人中“遂生出来了一种虚骄之气”,“趋于骄傲”,加之成立不久的俱乐部工作机构缺乏有效管理,尚未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出现了以下主要问题：
1．官僚习气渐盛.俱乐部的常设办事机构主任团“办事计划只知道应付事变,而不在事变未来的时候设法预防.又主任团各主任到后来都有点官僚的态度,对工友很少细心和悦”{10}.一些由各工作处工人推选的工人代表,“以为俱乐部是行政机关,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和威风,因此自己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谈话,多骄傲不和悦；且久而只有牺牲而没有权力就不快活了”{11},脱离工人、轻视工人之风渐盛.
2．管理失职混乱.一些经济管理机构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工作秩序一度出现混乱,其中最为糟糕的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和俱乐部会计股.合作社内“各股单独进行,形成一种无政府状态”,且“社内办事无系统的规则,又无划一的簿记,账务的清理甚难”{12},对俱乐部会计股“账目清算及常用费的清查,也有些须缺点”{13}.
3．侵吞挪用公款.1923年上半年合作社发生了经济上“最大的错误,是服物股经理陈梅生久欠公款千余元,事前合作社总经理及工作职员毫未发觉,现因此事,大失工人信仰”{14}.一些俱乐部的负责人和代表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挤占公款、借款不还、拖欠公款等问题.
因此,处在成长、发展之中的安源工运,短时间内发生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安源工运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摆在安源党组织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面前亟待解决、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
三、安源工运期间的反腐倡廉工作
俱乐部在刘少奇、李立三、毛泽民、朱少连的领导和主持下,从1923年7月至1924年底,集中开展了整顿与惩处相结合的反腐倡廉工作.1923年7月开始全面清理俱乐部,尤其是消费合作社的账务；同年8月又对合作社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和实行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1923年8至9月第二届俱乐部成立期间,许多俱乐部的负责人纷纷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力陈俱乐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分析原委,提出解决方法.特别是刘少奇,他在对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兴起与现状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刻分析之后,写下了两篇涵盖工运建设和反腐倡廉内容的历史文献：《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和《俱乐部组织概况》.这是我党历史上党的领导者最早涉及反腐倡廉内容的历史文献.清理整顿之后,俱乐部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对合作社出现的贪污分子和经济往来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相应处理.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安源工运于1923年8月至1925年上半年进入全盛时期.
1．“对于过去的批评,专注意各种错误.”大罢工的胜利只是安源工运“已经成功第一步的工作”,但俱乐部一些领导人开始滋生官僚习气,出现脱离工人和轻视工作的倾向、苗头；一些工作部门责任心不强,团结精神松懈,管理混乱,规章缺失.针对这些问题,俱乐部开展了面对面的批评教育,这次批评教育的主要情况和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刘少奇1923年8月20日撰写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该文提出了整个批评教育本着“对过去的批评,专注意各种错误,大略的写出,至于各人的好处和事件之办得很对的,均从略不说”{15}的原则,重点解决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问题逐一进行分析与批评,提出解决的办法.刘少奇首先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自己进行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认为自己“作事精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时对工友的交际和谈说,都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等到后来对俱乐部事务不十分负责,以致引起工友的误会,这都是他（指本人）的错过”{16}.然后对主任团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朱少连、余江涛、陆沉的问题逐个进行尖锐而深刻的批评.除了对各部门和工人代表“普遍的错点”进行直率的批评教育外,刘少奇还着重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合作社开办仅数月,三换总经理,以致社内事权和经济不能统一,各股单独进行,弄成一种无政府状态.经济的支配不能均匀,各股扩充各股,以致现在资本周转不灵.全社无一种统一的营业计划,只知卖东买西.社内办事无系统的规则,又无划一的簿记,账务的清理甚难.”{17}通过刘少奇倡导和主持的1923年“八月整顿”,俱乐部的工作秩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合作社的管理工作有了很大加强,经济效益明显增加.
2．“凡所以谋自身之健全的事,我们无不竭力维持.”（刘少奇语）针对俱乐部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积极着手俱乐部内部的改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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