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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游各处,经过千百年来各种各样的人为摧残破坏,到解放之前已经千疮百孔,到处残破萧条,可是远古之时,黄河流域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就是稍后一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仍然相当发达,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黄河下游曾经长期是一个富庶的粮食产区,负担国都和主要边防地区的军需民食.前后对照,差异实在悬殊.解放后举国上下都在积极建设,黄河流域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规模,更进而发展成为更富庶的地区?这是令人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国家当然有新的打算和规划.但是先民长时期在这里进行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应该予以总结,作为当前的借鉴.这是历史地理学者应该研究的专题,也是一个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工作,我撰写了一些论文,针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还有一个问题,那是50年代初某天看《人民日报》的一则新闻引起的,当时我国一年出口的丝及纺织出口所换回的外汇,可以修筑一条由广州到满洲里的铁路.这条消息引起我很大的注意,挂在心头久久不能忘怀.试想:建国初国家百废待举,迭遭破坏的我国蚕桑事业,仅剩下江、浙两省的太湖周围地区,就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可见这方面的潜力惊人.我国本是蚕桑之国,织出的丝绸不仅供应国内需要,很早就运输到国外,一条丝绸之路千古传为美谈,直到现在还脍炙人口,吸引世界各处的游人欣赏赞叹!历史上,丝绸绝大部分都是产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缫丝织绢,已成为当时家家户户日常的正业,谁知后来日渐荒弃,连桑树也不易多见,因此,我设想,如果黄河流域宜于栽桑地区都能恢复到原来的蚕桑事业,其出口换外汇,能够修多少条由广州到满洲里那样长的铁路呢?所以这两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职责,我为此撰写了若干论文,今后还将在这一方面探索."他如是说.史先生的一席话,道出了个中原委.历史地理是一门内容庞杂的学科,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他实践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建国后的几十年来,他的足迹遍于秦、晋、豫各省,大河上下.史先生纳数千年黄河变迁于胸中,先后撰写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侵蚀与堆积》(上、下篇)、《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等论文,详细论述了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黄河的堆积,以及由于黄河变迁所引起的自然环境和城乡变化、兴废.同时,他还撰写了《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论述森林变化和水土流失的关系及其对黄河安澜或泛滥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今后的治黄方略,开创了研究治黄的新路子.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引起国家计委、水利部、林业部、中科院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其长篇论文《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于1990年被黄河水利委员会收入《当代治黄论坛》.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获奖影片《黄河与森林》,就是根据他的《河山集》有关论文摄制的.史先生的研究成果,已有效地转化为推动社会的动力.1996年10月《光明日报》组织的"人民治理黄河50周年"专家论坛专版,邀请了费孝通等12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史先生撰写了《防治河患应着眼治本》一文,他指出:"黄河泛滥,起因于河身日高.河身日高,则由于泥沙堆积,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减少河水中泥沙,培育森林和改革农耕方式最重要.森林有涵蓄水分、被覆地面的作用,可以减弱降水时对于土地的侵蚀,这已经得到科学的证明,现在,黄河中上游群山大多已成为童山,毫无覆盖.一两千年前黄河中上游的原相当多,一个原相当于现在的几个县,由于侵蚀,现在黄河中上游沟壑纵横罗列,原也愈来愈小.治理之道,应该综合治理,在中游保持水土,培植森林和改良农业操作方法.中游许多地区直至现在都还是广种薄收,乱耕滥垦现象较严重,高坡陡山都被开垦,因为水土易于流失,如果改为精耕细作,土地平整了,水土就不容易流失,这样黄河下游的河身就不至于抬高,也就不至于溃决."该文发表后,反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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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形成可追溯到两千年以前,又吸收了现代科学的成就,长期以来,它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被列为历史学的范畴.作为现代科学,史先生和侯仁之教授都主张历史地理应属于地理学范畴,为地理学的一部.这样的创新说法,就使历史地理学列入现代科学之中.历史地理学成为现代科学之后,对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人为活动与环境变迁的辩证关系有了新的理解,确认历史地理学不仅应是历史地理现象如实的"复原",而且要进一步探索地理环境的演变与人为活动的关系,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这与史先生一贯倡导的"为世所用"的主张是相和的.人民疾苦牵系着学者的良知,无论是国难当头还是经济建设时期,史先生始终关注着人民的需要,想着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近年来,西安市用水紧张,居民饮水都成了问题.史先生特地撰写了《论西安周围诸河流的变化》的论文,从这些河流历史变迁的角度指出,造成西安缺水的原因与气候和地质无关,而是秦岭山中森林的破坏.森林有涵养水分的作用,茂密的森林可以使河流保持一定的流量,秦岭山中森林破坏不自今日始,可是这种破坏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史先生曾在陕西省政协一次常委会议上,痛心谈起他在终南山旅游区看到的一幕.当地农民卖的登山拐杖全是用拇指粗的树苗制成的,经询问,农民说一天可卖去四五十根.史先生痛惜地说:"这还是旅游淡季!如果是旺季就不止这些了.这样砍伐下去,终南山真要成为濯濯童山,了无一棵树木."这篇论文提交到省政府后,省长亲自责成有关部门成立了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此事又引起国家林业部的重视,从那时起每年给西安拨200万元专款,用于培育秦岭森林,规定45°以上山坡都要栽种树木.这一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
实地考察突破前规
在史先生诸多的历史地理学论著中,经史子集、名人诗文、古今游记、历代方志无不广征博引.自70年代起,他又走出书斋,实地考察,运用并发展了野外考察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著名教授谭其骧先生谈到《河山集》二集时,对史先生颇为称道:"史先生对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太湖周围,作为10年以上有目的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治学方法突破前规."并在《河山集》四集的"序"中,称赞史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实,著称于世".这样的称道是很恰当的.
1972年,应兰州军区的邀请,史先生参加了陕西兵要地志即军事地理的研究撰稿工作.他不顾年逾花甲,奔波于陕南、陕北的峻岭荒原.他在考察公元1082年北宋和西夏的永乐城之战遗址时发现,这里竟是狭窄山间的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与史载几十万人的鏖战地相去甚远,遗址不是在陕西米脂县西南的永乐村,而是在距永乐村不远的马湖峪.再如,过去一再被人论证的"巢淝运河",据说这条所谓的运河沟通了淝水和施水,沟通的地方就在安徽肥西县,而他到当地查看,却发现这里只是一段短促的沟壕,连一道长网都没有凿通,说不上已经成为运河,更谈不上航行舟船.史先生感慨地说:"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就难免讹误相承,无中生有,不易是正了."这样去伪存真的实地考察,不乏其例.
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同志视察延安,提出要实现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种树,并号召搞农业的同志学习历史.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马文瑞同志请史教授帮助解决综合治理黄土高原的问题.史先生根据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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