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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中,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因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而闻名天下.
生活在河北省邯郸市的韩立才,是一位原二十九军老战士、七七事变的亲历者.
韩立才1913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1931年在北京读高中,1933年返乡做教员.1936年参加二十九军,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工作.1938年9月考入中央军校16期,1941年毕业后到五十九军(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扩编,初军长张自忠,张阵亡后为刘振三)参谋处任参谋,1944年任五十九军特务营少校营长.1948年11月在台儿庄附近起义,后升任团长.1949年2月到济南军政大学学习,6月到华东军政大学教员班进修.1950年12月到华东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工作,1951年11月到南京工程兵学校任教.1958年转业到邯郸;1962年任邯郸市金属公司副经理.文革中受迫害.1983年1月离休后,到邯郸市政协文史委帮助工作至1988年,期间着手撰写文史资料,同时搜集全国各地在世的原二十九军老战友的信息,并想方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遗憾的是,由于年老体衰,突发重疾,韩立才于2007年2月22日离开人世.
韩立才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邯郸黄埔同学会会员.由于经历特殊,生前,他被许多媒体和单位当成专访对象.《南方周末》、江苏电视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媒体和单位,先后对他的经历进行了报道,互联网上对他的经历传播更多.最早由他本人于1985年撰写的《卢沟桥事变前后亲历记》,是通过《邯郸文史资料》第二辑与读者见面的.
一
1936年1月,韩立才参加二十九军,因做过教员,有一定文化功底,被分配到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工作,任文职人员.冀察绥靖公署是由二十九军和东北军两部分有关人员组建的、负责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军事事务的最高军事机关.其地点位于北平铁狮子胡同1号,原北洋政府海军部旧址.
1936年夏,日军开始在北平城郊搞军事演习,他们的步、骑、炮、坦克、装甲车诸兵种常常杀气腾腾地穿北平城而过,所过之处,尘土飞扬,如入无人之境,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挑起事端、寻找战争借口,日军竟派流氓、恶棍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前,打树上的鸟,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北平市警察局门口大便.
面对日军猖狂的挑衅,北平市民愤怒至极,二十九军的广大官兵也一心想着快点把日军打出去.他们认为,先把这些日军干掉,短期内或许会使日军老实一点.冀察绥靖公署的一位卫兵曾跺着脚对韩立才说:“怎么还不打呀?”
为了安抚广大官兵的情绪,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多次召集部队干部讲话.韩立才聆听过宋哲元在冀察绥靖公署的讲话,宋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军一再闹事,时局显得很紧张,我希望大家沉住气.日军在华北的驻军,咱们清清楚楚.就那么几千人,今天往这里调动,明天往那里移防,都是虚张声势,制造假象来迷惑我们.我天天派人监视着他们,不管往哪里调动,还都是原来那几千人.听说大家受不了日军的窝囊气,急于要打,这种心情我了解.关于打不打的问题,要有南京政府的指示.一旦打起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我们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儿后,飞机、坦克就不如大刀顶用,不论今后局势怎样变化,我宋哲元决不当汉奸,决不卖国!
1936年末,二十九军与日军在丰台发生冲突.双方演习结束后,在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让路,就交上了火,双方均有伤亡.经过谈判交涉,以“误会”了事.
1937年5月,北平附近的日军调动更加频繁,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军要搞军事行动,社会舆论也呼吁北方当局要做好应变准备.这期间,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科员的韩立才,上班后和战友议论的话题几乎都是抗日问题,大家表示,日本人欺人太甚,咱们决不当亡国奴.
进入6月份以后,无论日军在北平城郊哪个地方演习,二十九军就同时在日军演习地点的两侧演习,韩立才的战友称此种演习叫“夹肉烧饼”式演习.这样,要演习就演习,要打就打.与此同时,冀察绥靖公署各大楼的房顶都涂上了保护色,并做好了防空洞.绥署及二十九军的随军家属,也被限期迁回原籍,做好了应战准备.
二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附近演习,被二十九军拒绝后,7日,日军却在卢沟桥西北一带搞起了实弹演习.卢沟桥东临宛平县城,位于北平西南郊10余公里处.当二十九军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作了相应部署.7日23时许,宛平县城方向传出几声枪响,不久,日本方面通知中国方面,称在演习中失踪一名士兵,要求到宛平县城搜寻,同样遭到中国方面拒绝.日本方面则威胁说,如不准,就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方面为避免事态扩大,同意谈判解决,拟订8日晨,双方代表在宛平县城举行谈判.就在这一问题还没有达成协议的谈判期间,日军已派兵包围了宛平县城,要强行进城搜查,并向卢沟桥附近的二十九军发动进攻.二十九军奋起自卫,双方展开激战.其实那名失踪的日本士兵20分钟后就已经归队了.
战斗打响后,二十九军军部向前线官兵发出命令:“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为了保卫卢沟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领土,守桥官兵表示,誓死守土,给来犯之敌以狠狠打击,决不后退.9日,双方皆增加兵力,战事扩大.二十九军的英勇抵抗,完全超出了日军的预想,10日日军使出缓兵之计,急忙提出停战和谈,以待援兵.
此间,韩立才和他的同事们天天问战况、议战事,心情无比激动,从部队来的很多干部找到科长、处长,要求调回原部队参加抗日.绥署特务营也请来了十几名磨刀的师傅为他们磨大刀,除去管饭外,每人每天给一元钱的补贴.磨刀师傅听说是为了杀日本侵略者,表示只管饭就行了,不要补贴.特务营营长说,你们的家属也得吃饭,不要补贴不行.磨刀师傅们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几天之内就把全营的大刀磨得锋利无比.
与此同时,全国的报刊纷纷撰文痛斥日军的暴行,并赞扬二十九军的抗战行动,社会各界或发表谈话或通电表示声援二十九军,所有这些都给二十九军以很大鼓舞.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现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声援二十九军抗战.同日,蒋介石在给二十九军的复电中说:“宛平应固守勿退.”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通电请缨开赴华北前线抗日.7月12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指示宋哲元与日本方面谈判.在日军步步进逼的形势下,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态度较为强硬的庐山谈话,宣布卢沟桥事变为最后关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他仍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
至7月26日,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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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清晨,正在绥署宿舍大楼休息的韩立才和他的战友们,忽然被猛烈的枪炮声惊醒.消息很快传来,守卫南苑的二十九军将士正在与猛烈进攻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杀.
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和很多新兵训练不够,南苑之战,二十九军损失惨重,官兵伤亡约5000人,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当韩立才和他的战友们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个个眼泪汪汪.
28日这一天,整个北平都行动起来了,宣传队、募捐队、医疗队、救护队、运输队等抗敌后援组织,迅速投入工作.韩立才在大街上看到二十九军一批批官兵向市内撤退,每批不过几十人、百多人,精神很疲惫,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市民的鼓掌欢迎.刚刚坐下,递烟的、送水的、送点心的络绎不绝,有的市民请他们报告战况,带队的干部就即席汇报战斗经过.他们虽然退了下来,却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亲切安慰和深切同情.
28日夜,宋哲元偕秦德纯、冯治安等离开北平赴保定.29日凌晨,二十九军大部撤离北平.至此,北平沦陷.30日,天津也相继失守.
当韩立才和他的同事们从报纸上得知“时局急转直下,宋哲元到达保定”时,个个心情沉重,默不作声.
三
大部队撤走后,绥署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没有来得及撤离的韩立才和他的绝大部分战友都滞留在了北平.绥靖公署8个处1000多人中,宋哲元只带走了参谋处长宋梅村、作战科长芦风策、情报科长孙绥先3人;至于二十九军来不及撤走而滞留北平的人就更多了.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和迫害,这些军人都疏散到了民间.韩立才和从南苑战场退下来的大哥以及在北平行医的叔父,一起住进了东四十二条的一个朋友家里.除了叔父有行医执照外,韩立才和他的战友面临的紧要问题就是为自己更改合适的户口.当韩立才赶到警察局时,警察局的工作人员正给留下的二十九军官兵改户口.原来是集体户口的,要改成分户户口;原来是军人身份的,要改成诸如商人、教师、学生等身份;韩立才改成了商人身份.为了赶时间遮掩众多军人的身份,警察局加班加点,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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