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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代伟人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党执政前、部分地区执政时和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时,他都将党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而其中又尤其重视党的反腐廉政建设.
领导苏区的反腐肃贪工作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即：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买卖公平和借东西要还；六项注意即：捆铺草,上门板,买卖公平,言语和气,损坏东西要赔偿,不准乱翻东西.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人们熟知并传唱的.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4军相继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辖20多个县,有250多万人口,是当时最大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最早执政的时期.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宁都县黄陂成立,10月以后毛泽东代理书记.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共苏区中心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不是纯而又纯的,它不是建立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建立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骚扰之中,因而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在一些苏维埃政府中时有出现.这些消极腐化现象的存在,虽属支流,但严重地危害苏维埃以及广大干部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鉴于此,毛泽东、张闻天、项英、何叔衡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下决心刹住苏区内出现的这股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歪风.1932年至1934年,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廉政斗争.
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以“贪污”命名的反贪污贿赂法令.此法令对贪污的量刑有明确规定.于是,依法严惩贪污分子、抓大案要案的查处开始.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1932年5月9日,红都瑞金上空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瑞金县九区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被枪决,这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机关查办的第一个贪污大案.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蜕化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官.他生活腐化堕落,诱迫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认为：“这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桩腐败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么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4天后,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临时最高法庭在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5月9日,将谢枪毙.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一些公职人员或因贪污,或因浪费,或因官僚主义,受到监禁、撤职、严重警告等处分.在中央机关,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会计科长和会计10人,管理科长及科员8人,财政处长3人,总务厅长1人,局长3人,所长1人,厂长2人,贪污公款累计大洋2053．66元,还有棉花135公斤,金戒指4枚.送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公职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
中央苏区在反腐的同时,提倡廉洁.毛泽东等苏区领导人带头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所有党政干部,从中央局负责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到省、县、区、乡的工作人员,大家都一样没有薪饷,每月只有少量伙食尾子当做零用钱.毛泽东处处以身作则,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他与士兵一样住普通民房,每天也只有6分钱的伙食.在瑞金县革命博物馆里,展出有苏区时期的一本账本,上面记载了一段革命领袖在艰苦岁月中廉洁奉公的感人事迹.1934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同江西省区参谋长陈奇涵到江西苏区长胜县铲田区调查工作.一行4人全都足穿麻布鞋,身背干粮袋,分头深入各乡村作群众调查.当晚,毛泽东等人住宿在区政府.晚饭时,摆上桌的只有山芋粥、红薯,外加一盆咸萝卜干.区政府主席钟赤牯执意要去弄点好吃的东西来,被毛泽东坚决制止了.次日清晨,毛泽东同警卫员要赶回瑞金中央政府,临行时,毛泽东对警卫员小吴说：“你按规定去区政府财政部结清伙食费,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赶来.”小吴应声而去,在区财政部,打长工出身的老部长听说毛主席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宿也要交伙食费,急得涨红了脸,说什么也不肯收.警卫员推辞不下,最后只好收回钱,匆匆上路了,追上前面一行人.毛泽东忙问他：“食宿费结算了吗?”小吴吞吞吐吐地说明区干部退钱一事.毛泽东闻言大为生气,立即要他再次赶回铲田,将钱清算.陈奇涵参谋长看离村庄已远,便笑着插话说：“主席,还是由我来办这件事吧,你们赶路要紧.”毛泽东只好同意这么做.他紧握陈奇涵的手叮嘱道：“老陈,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我们是领导干部,在执行财政纪律方面,更要严格遵守和作出表率啊.这样,人民群众才会信任我们.”陈奇涵郑重地点着头.于是,陈奇涵又步行返程来到铲田区,代表毛泽东向财政部转交了食宿费.钟主席和老部长见此情景,无不连连感叹.老部长拿出毛边纸制作的财政部账本,郑重地在账页上记载：“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住,照章交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等”在后面经手栏上,陈奇涵也端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很快,毛泽东二交伙食费的感人事迹在苏区干群中传为佳话.
在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模范带头下,中央苏区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企业、学校等工作人员和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厉行节约,力戒浪费.苏区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当时苏区流传有一首歌颂苏维埃政府的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挑灯笼访贫农.”
亲自过问黄克功、萧玉璧案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的总后方.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廉洁民主政府的政治纲领,形成了以艰苦奋斗、勤政廉政、廉洁奉公为特点的良好风尚.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下,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四条明确指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视反腐兴廉工作,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条例.其中有《陕甘宁惩治贪污条例》、《晋冀鲁豫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
1937年10月,在延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黄克功事件”,国内外一些报刊尤其是反动报刊将该事件作为“桃色新闻”大肆报道.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事件处理得十分得当,后来连反动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是坚持民主与法制的.事件是这样的：当时黄克功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他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带领部队打了许多仗,立过功,后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黄克功到抗大后,认识了当时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女学生刘茜.刘茜是山西姑娘,长得很秀气,黄克功想与她建立恋爱关系.但刘茜在来延安前,已经有了对象,便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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