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戴季陶与中山大学相关毕业论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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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以后,广大青年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的影响,靠拢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认为全国青年已误入歧途,“危险昭然,实近三百年所未有”,如不从速救济,不但教育破产,一切社会机能也皆将陷于绝境.在他看来,教育“为一切建设之基础,教育方针之当否,影响于国家社会之治乱”,而确定教育方针,才可以从根本上救国.为控制教育,控制青年学生的思想,他在当年提出的《维持教育救济青年案》和以后的许多提议及讲话中,一再反复要求重新确定教育方针.他认为,以往提党化教育,内容不确定,国民党主张以三民主义化民,故国民党的教育方针,“正名定义,宜直称三民主义教育”.他要求学校“必须将三民主义之精神,融化于一切教科教材之中,无一处一时不具三民主义之功用而后可”.他还提出,学校教育要注重造就实业的人才,发展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要使全国的青年,能够得到健全的知识,健全的体格,健全的道德,“都要走到不偏不倚的适中的三民主义的唯一大道”.戴季陶把“党化教育”的原则进一步发展为“三民主义教育”的方针后,又约同中山大学和广东、广西两教育厅的负责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亲自起草了《确立教育方针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以立救国大计案》,提交1928年5月15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他“屡称此案两粤已决定实行,务请全案通过”.大会通过此案后,国民党便正式确立了以三民主义为标准的教育方针.这个三民主义教育方针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以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三民主义为最高准则,在学校形成以党治为目的的政教合作的统治模式.为保证他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在学校中占统治地位,戴季陶主张从思想上控制师生.他对学生说:“三民主义是我们的纪纲”,“一切学问知识,只有用来作证明的材料,说明的方法,如果要怀疑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他的学说,就是中国人的自杀”.他还说,无论搞什么运动,要站在三民主义的上面,才不致发生错误.为防止学生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他反对学生学习研究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他说:“空泛之政治理论,哲学理论,在科学未进步,实业未普及之中国,弊多而利少,――颇易引起误解及偏信.吴稚晖先生谓中国今日,只应以全力发展纯正科学及实业教育,而不宜学洋八股,其义正在于此.”戴季陶还实行党治下面的政教合作.他说:“中央要将一切党的主义政治主张,来指导学校进行.”他把自己那套关于充分发挥国民党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的理论贯彻在他的教育方针和实践中.
第二,以中国旧道德为体,以西方科技为用,是他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又一显著特点.戴季陶认为,中国只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而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则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为西方思想文化所不及的,“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的科学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任爱的道德基础上面”.他把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视为巩固统治之本,而科学技术则为低于固有文化的器与末.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最大病根,是在抛却民族道德”,这是引导青年走入死路的最大原因,所以,他表示要理直气壮地恢复中国民族固有的旧道德、旧文化.他对青年学生说,要达到三民主义的目的,“第一是要恢复民族的道德,第二是要努力学西洋的科学”.恢复哪些民族的道德呢?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此时要恢复儒家的纲常教义,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巩固业已建成的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正如他所说的:“因为孔子是讲为国为天下尽责的,尊孔子,就是要一般人民替皇帝尽忠,而皇帝自己暗学老子,发展他的个人主义,把天下人民,拿来做他一人的臣仆,这种只要他人尊孔,自己却尊老,明地里尊孔,暗地里尊老的帝王,自汉以后,都是如此.”他希望实行以中国旧道德为体,以西方科技为用的方针,是青年学生“三能具备”,“八德俱全”,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才”、国家“忠良之国民”,就是对独裁政权及统治者尽忠尽责,又有服务技能的驯服工具.
戴季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一面制定三民主义的教育方针,一面在中山大学积极贯彻这条方针.为能更牢固地控制中山大学,校方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戴季陶声称:“任何政党可以容其存在,而共产党则非绝对禁止不可.”朱家骅积极执行戴的指示,开除了464名学生与教职员,改组了学校政治训育部,以戴季陶、朱家骅、傅斯年等代替了施存统、恽代英、顾孟余等人的委员职务,在中山大学建立起一套与新政权相适应的秩序.朱家骅因能出色贯彻戴季陶的意图,被戴推荐为中山大学副校长.戴季陶还主张把独裁的手段与“攻心”的办法结合起来,要“劝迷信共产主义的青年们抛弃那一种错误的思想行为来做心口如一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做这种“攻心”的工作.1927年6月中旬,他外出回到中山大学后,每星期一的纪念周和星期三下午,都亲自对学生训话两小时,直到9月,共做了20多次训话.其讲演记录后来经整理出版,约12万字,就是著名的《青年之路》.此时期的戴季陶,公开反对三大政策,主张“拼命实行一种迪克维多(即独裁,dictator――编者注),建设起国民党的纲纪来”,主张用和平手段反抗帝国主义等等.在他这条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许多进步的、革命的、有才华的教师被迫相继离开学校.
大抓基本建设
戴季陶在中山大学所致力的另一方面工作,就是抓学校的基本建设.
戴季陶认为中山大学的办学目的,是造成国民党的最高学府,养成为国民党服务的、有专门科技技能的人才,作民国建设的基础.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一方面强调三民主义教育,以保证学校不偏离为蒋介石统治集团培养人才的根本方向;另一方面,是注重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他认为,今后中国的改造,在于科学的发展,大学之基本价值,终在学术.为了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使学校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设备和条件,戴季陶自接手中山大学起,就提出许多计划,并为此而苦心经营.
在中山大学建设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是戴季陶的一个理想,上任之前,他便认为这是大学能够具有真实的学术价值的首要基本因素.为此,他曾向国民政府建议,向海内外募捐1000万元,作为学校基金,此基金专门用于建设图书馆和试验所.戴季陶这一气魄颇大的募集计划,在那时是无法实现的.当时中山大学的图书馆,除了有若干中国的旧书以外,外文书籍几乎等于零.管理的方法又不善,书也散失了不少,房子也快倒塌.戴季陶接任以后,一方面注意寻求管理图书馆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扩充图书馆.他设法让政府通过了一项150万的建馆预算案,其中三分之一请政府筹拨,三分之二拟在海内外募捐.他还打算亲自到海外去募捐,但因别的工作而未能成行.当时正忙于北伐,政府也不可能筹一大宗款子来建大学的图书馆.所以,实际上他只能从政府的日常经费项下,尽力节省经费来购置图书.初时,中山大学每日经费实得毫洋4.3万元,他的原则是,每月经费开支不能过半数,其余半数需充当图书仪器设备之用.几年之后,中山大学图书馆已小有规模.他对此颇为得意,曾在信中对友人说,中山大学图书馆经他之努力,“虽不及北京图书馆,而在全国已取得第二名.概书籍卷数,贤任内购者,共十六万余卷等有名巨著及知名定期刊(如各学会专门杂志自第一卷至其最近刊,二十年以上完全者,有五种以上.其中英国皇家植物学会报为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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