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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Ver-non)与研究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政治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chman).但是仅就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发展,以及影响力的广泛性与持久力而言,这七人的确是名至实归.科恩强调,“七贤人”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同一种气质,即集学术探索欲、学术勇气和学术敏感性于一身.阅读科恩的这本书,读者能感受到那些成为一流学者的知识生产者所具有的执著与灵性.

与科恩以往的著作一样,科恩在本书中仍然论述了引起极大争议的两个学派――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情况.对这两个学派的分析贯穿全书,在各个章节都有对比性的描述.简略而言,美国学术界更偏重于用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主流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主张用统一的方式研究这类问题；欧洲特别是英国学者则更趋向于批评色彩浓、道德感更厚重的规范性分析,主要研究劳工福利、社会平等、环境等问题,强调多元化和跨学科.美国学者借重经济学,因而具有逻辑严谨、方法论可靠、因果论明显等优点,但失去了对宏大命题探讨的兴趣,欠缺人文关怀.科恩建议,“美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能从稍具雄心的议题中获益,以抵消近些年来日渐萎缩的视野.同时,英国学派也能从美国学派更严谨的方法论中学到不少,为理论分析引入一致性与可重复性.英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能从相对不那么富有雄心的研究中获益,以便抵制住研究人类全体经验的诱惑.”尽管科恩本人是美国学派的一员,但他早年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学研究国际货币问题,是得到了斯特兰奇的帮助.而科恩本人也不像一些崇尚实证主义研究的美国学者那样,不屑于写哲理性、历史性与人文关怀的作品.归根到底,对社会需求而言,科学与人文是统一的.

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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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科恩提出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分歧之后,“科恩命题”就引起了大西洋两岸的激烈争论.2007年11月,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美国第二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会上,迈克尔蒂尔尼(MichaelJ.Tierney)和丹尼尔马林尼亚克(DanielMa-liniak)通过广泛的调查和对12份杂志1980至2000年间所发表文章的研究证实了科恩的观点.从2008年起,《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就陆续刊登了学者的评论文章,杂志编辑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2009年第1期出版了专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学者们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了讨论：第一,对美国学派的这一描述是否准确；第二,如果这一界定基本正确,那么这一学派是怎样成型的；第三,美国学派所具有的范例、本体论及方法论是否有助于学科的未来发展；第四,下一步怎样开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2009年9月,大西洋彼岸的《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杂志刊发了专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英国学派”,对科恩命题中的英国学派展开了深入讨论.

科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刻画的“七贤人”中有三位――罗伯特基欧汉、彼得卡赞斯坦与罗伯特考克斯――分别在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辨析这一命题.基欧汉认为,科恩所指的美国学派的确取得了重要成绩.美国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规范和激励结构全面影响了这一学科所用的逻辑与方法,美国学派呈现出严格的方法及经济学模型特征.不过,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基欧汉认为因果推断并不适用一些领域.基欧汉把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称作“旧国际政治经济学”(theOldIPE),而把1990年代后期以来根植于开放经济政治的发展称作“新国际政治经济学”(theNewIPE),并认为后者将以更加严谨的方式把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基欧汉表示,尽管他的一些学生坚定地支持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EconomyPolitics,简称OEP)这一范式,不过他本人持保留意见.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范式较少注意利益是如何被建构的、政策是如何在国际间扩散的,因而也就对当前世界政治中正在发生的大事视而不见.基欧汉进而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要紧紧把握住正在全球范围展开的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尤其是世界向东亚的权力转移.为此,基欧汉指出未来五大极具潜力的研究课题：(1)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在世界上人口占多数的地区迎来真正的经济发展,而这将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多理论的假设――即世界是由发达和欠发达组成的,一个更加对称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论；(2)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重要玩家；(3)金融和能源市场的波动更为极端；(4)真正的全球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至关重要；(5)电子技术成为全球通讯的基础.基欧汉最后强调,为了更好地研究以上几个大问题,学者们要使用多样化的方法.尽管同样高度评价英国学派,基欧汉却强调美国学派的社会科学内涵,认为正是社会科学训练让美国学者注意区分价值判断和实证分析.

彼得卡赞斯坦认为,科恩正确地指出了大西洋两岸存在两个风格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别.与此同时,与基欧汉一样,卡赞斯坦也指出以大卫莱克为代表的开放经济政治学对偏好与利益是如何形成的关注不够.卡赞斯坦强调,对国际政治理论而言是正确的洞见,对国内经济理论而言却不一定正确.卡赞斯坦提出需要分析的折中主义,用以把理论从其独特的研究传统中挖掘出来,从其哲学基础中分离出来,再重新融合概念、方法、分析与经验,以便取长补短.

罗伯特考克斯则援引自己1981年论文的观点,认为理论始终是有目的的,而造成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差异的主要原因正是两个学派的目的不同.考克斯本人倾向于批评理论,因为这一视角重视未来,而问题解决型的理论着眼的则是当前.如果说这两种视角有融合的必要与可能,那么首先要明确两者尽管目的不同但并不必然针锋相对.考克斯甚至认为,两者的差异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传统,而科恩概括的英国学派用“欧洲学派”冠名可能更恰当.与科恩“学科史也是个人的学术史”的观点一样,考克斯认为学者的差异是导致学派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促使学者分化的主要原因则可以归结为：国家的地位、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及所接受的研究生教育.考克斯进一步认为,学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英国学派体现的是前者,而美国学派的含义更具体.如果放眼全球,那么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世界观与西方很不相同,因此学科发展也会不同.因此,考克斯断言,没有一个被全球所接受的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充分注重各国的差异、人民价值观的不同,因此英国学派所代表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就十分重要.

科恩分别在两份刊物上发表回应文章,进一步澄清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前,学者们都已承认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分化,大家的分歧只是对这种分化的程度之大小轻重的评估不同.科恩认为,更准确地说,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是同一个研究共同体中的两个独具特色的派别而已,而且恰好分隔在大西洋两岸.科恩提及,一部分英国学者把在大西洋两岸架起桥梁的设想当作是“美国知识霸权”,而美国的学者则认为英国学派的著述缺乏深入对话的可能性.与第二代学者如大卫莱克期许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光辉前途不同,科恩认为这一方向进展不大.科恩进一步告诫,过分科学主义的发展将不利于保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特性；趋向于硬科学的研究需要大量的可得性数据,这会限定可研究的课题.科恩建议,可从研究者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