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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史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创建学术,守望学术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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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我觉得我们分享的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史学的共同认知要多得多.从与杨先生的谈话中,我能感受他对自己的原则和思想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秉持,我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在学术问题上保持着一种宽容和大度.他非常希望更多的留学生能够回到祖国来,以各种方式为祖国的学术和教学尽力.我感到,一方面,他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即便在晚年,对学术动向和时事始终保持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民族感情浓烈和深厚的中国学者,在涉及国家利益、学术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上,抱有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换言之,他对“史德”非常重视.我从与他的交谈中,感受和习得了一种从美国大学的训练中极少存在的精神营养,补上了博士训练中的一门重要的功课.与杨先生认识之后,我每次去南开讲课,都会去拜访他,而每次我们都会无拘无束地聊许久.2000年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埃里克方纳(EricFoner)到南开来讲课,杨先生不顾84岁高龄,专门设宴款待方纳教授,并与他谈起方纳的叔父菲利普方纳(PhilipFoner)教授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影响.也就是那一年,杨先生对我讲起他读到1998－1999年《美国历史期刊》(JournalofAmericanHistory)上对我英文著作的评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场美国历史学家内部的争论.我以为国内根本没有人注意此事,没想到杨先生居然注意到了.杨先生读得很仔细,还与我开玩笑说,“你的书引起了争论,惹了麻烦,你的同学还为你打抱不平.”杨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但也他有自己的幽默方式.有一次我在南开讲完课后去向他辞行,他要我带一付围棋送给我儿子丹,说“就说是那个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吃冰棍儿的老头儿送的”.“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吃冰棍儿的老头儿”是丹最初见到杨先生时的记忆,杨先生却记住了这句童言.丹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上研究生,无意之中成了杨先生的校友.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2009年8月z7日.当时为了做中国的美国史教学题目的研究,我到杨先生家中与他做访谈,因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原定只谈半个小时.没有想到杨先生抛开我事先寄给他的问题,一口气与我讲了三个半小时.他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始终是坐得直直的,毫无倦意,脑子非常清楚.访谈结束后,我把访谈内容整理成文字,请他修订.从9月到11月,杨先生托女儿杨令侠教授先后四次寄来修订稿(因为怕我感到麻烦琐碎,杨令侠教授没有将杨先生的最后一次――即11月23日――的改动寄给我,而是等到他去世之后,才将杨先生遗留的手书转给我).他虽然是九旬老人,但对文字和思想依然保持一种精到的敏感力,他的改动往往是一个短语、一个字或一个标点,但这样的改动会使整个句子的境界得到提升.这次访谈也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美国史教学发展的历程,重新认识到早期留美学人在其中所起的关键的作用.2010年1月,我在美国历史学会(AHA)年会的“世界范围的美国史教学”小组会上与来自德国、美国、突尼斯、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分享了初步研究的成果.之后我给杨令侠教授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我对老一辈美国史学者的崇敬和感动.我说：“我从这个研究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领悟到了前人的艰苦、精神与无奈,也看到了我们自身(尤其是我自己)的幸运、无知和绝不应有的虚妄.”我还请她转告杨先生,说等我完成手边的其他工作后,会将论文初稿进行修订,然后请杨先生过目.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杨先生就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这项研究的成果,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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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达对杨先生的怀念,寄托我的哀思,征得杨令侠教授的同意,我将这份访谈稿(见附录)公布出来,与美国史学界的同仁分享,希望我们能从杨先生对自己人生和学术生涯的回忆中感受他的学术与道德风骨.
附录：杨生茂教授访谈录(2009年8月27日)
“中国的美国史教学,1949－2009”项目采访笔记
采访对象：杨生茂教授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7日,下午3:00－6:30
采访地点：天津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家
采访人：王希
王：能否先请您谈谈大学学习与教学的历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南开教书的
杨：我是1941年从燕京大学去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留学的.本科毕业后,又到斯坦福大学读硕士学位.导师是托马斯-贝利(ThomasBailey),他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1946年我从美国回国,1947年9月到南开任教.1949年解放后,我一直在南开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在南开教书将近半个世纪.
王：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去美国留学
杨：我1938年进入燕京大学时,正是“七七事变”之后.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学校,享有领事保护权,日本人不能进入,但出了校园,就是日本人的天下.当时燕京的校门就是现在北大的小西门.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滋味很不好受.当时想,1942年毕业之后怎么办,去哪里.留在北平,就得给日本人做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去延安,心中没底,踌躇不决,因为我是地主家庭出身,也受到一些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去重庆,也不愿意,我对蒋(介石)政权很反感,因为它不抗日,也很腐败.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在北平待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到了去美国留学.
王：当时是怎么去的呢
杨：我给一位在美国的同学写信,询问留学的情况.他很热心,给我寄来了各种申请表.我家里虽然不太情愿,但也没有办法阻止.我要去,他们也只得资助我.当时去美国需要找担保人,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担保,因为美国人怕日本间谍去美国.中国人担保还不行,必须是美国人.
王：您找谁当您的担保人
杨：我有一个同学,也要去美国,他与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关系很好,请司徒雷登做他的担保人.他事先给司徒雷登打了招呼,说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也要去美国,也要去签证.那位同学约我一块儿去美国领事馆,在司徒雷登担保的情况下,得到了签证,因为我是一同去的,他就不能拒绝给我签证,所以司徒雷登也就成了我的担保人,尽管他并不真正认识我.我们拿到美国签证之后,才去天津的公安局办护照.日本人见了美国的签证,不得不办护照.所以,我出国的程序是倒过来的,先拿签证,后办护照.记得护照上还是青天白日旗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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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怎么去的美国
杨：从上海坐船去的.当时日美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美国人怕被袭击,船不到天津来,只到上海.我们到上海后,进入法租界,法租界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等于进人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从法租界上美国船“哈里森总统号"(PresidentHarrison).船在海上航行了21天,在夏威夷停留一下,最终抵达旧金山.我们在船上住得不好,但吃得不错,当时船上有许多中国富家子弟,从上海、重庆等地来的.我对他们的感觉很不好.当时,因为美国支持蒋政权,我对美国也无甚好感,对燕京大学也没有太多的感情.
王：您在伯克利学的什么专业
杨：到旧金山上岸后,就到伯克利念书.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计划.历史念得比较多一点,古代史、中古史都念.近现代史是不分的.我还去经济系、哲学系、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听课.伯克利的本科学位要求132个学分,历史专业36个学分,我的学分早就满了,但当时并不怎么过问.除了念书,我还打工.
王：打什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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