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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了马克思的计划.那些怀着救世主般的热情盛赞这个计划的人必须为其历史后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
“巴山轮会议”效应
1985年夏天,我和妻子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邀请在中国度过了四周的时间.我们首先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讨论国有企业存在的弊病.我认为这个会议很有指导意义,但是过于超前.我参加过许多类似的学术会议,但是它们产生的影响都不同于中国举办的这次会议.
中国的主办方请求七位外国经济学家评论中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除了我,其他六位外国经济学家分别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托宾(他是著名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并于几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西德联邦银行的前行长奥特马尔埃明格尔、法国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前会长米歇尔阿尔伯特、牛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凯恩克罗斯爵士(他曾在六十年代担任英国政府和工党的主要经济顾问)、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兼著名的“自我管理”专家亚历山大马伊特和曾著书探讨韩国计划体系的美国教授勒罗伊琼斯.
筹办此次会议并使中西方经济学家齐聚一堂的核心人物是时任世界银行驻中国办公室的负责人埃德利姆.面对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网境,利姆并没有在不考虑实际效果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并坚持要求当地政府采纳他的意见.与此相反,他会准备多种解决方案供中国政府选择.
这七位外国经济学家和陪同他们的中国学者受到了时任总理的亲切接见,并且畅淡了两个小时.总理告诉我们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有哪些,以及他们希望西方学者对哪些问题发表见解.
第二天我们与一群中国经济学家飞抵重庆,我们在那里坐上一艘轮船后开始沿着长江顺流直下.主办方对我们的招待非常奢侈,我们不仅享受到美味可口的中国美食,而且甲板上还有一个游泳池.只可惜我们没有太多放松和娱乐的时间.
主办方为我们安排的工作日程非常紧凑.每位外国经济学家每天都要抽出半天时间参加讨论.他们首先发表演讲,然后解答中方高级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中方的核心经济学家不愿就最敏感的改革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年轻经济学家似乎也不适合在这种场合下提出问题.显然中国经济学家决定等外国客人回家后再在内部讨论这些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当时中国正在经历改革的第一阶段,尽管中方向我们介绍这个过程时一再强调它符合共产党的路线,但是事实上包括中国的伟大创新――“人民公社”――在内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计划已经被丢弃：农民运动风卷残云般扫清了所有反抗势力,因此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模式取代了先前的农业改革再次粉墨登场.严重的粮食短缺被丰富的物资供应所取代.中国在农业改革上的进展远远领先于匈牙利.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村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的苏联集体农庄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而且苏联的集体农庄根本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在农业改革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改革其他经济部门.
我在美国为自己在中国发表的演讲准备材料时,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清中国与匈牙利在改革方面的相似之处与相异之处,而没有过多考虑这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显而易见的差异,如中国和匈牙利的人口分别是十亿和一千万、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差异、以及中国与匈牙利(或者说东欧)的历史差异等.主办方最希望从我这里了解到的是中国可以从匈牙利的改革过程中学到什么――哪些经验值得学习,哪些教训应该被避免.为演讲准备材料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分析两种改革在现状和改革范围方面的异同点.
无论是在北京参加第一次会议还是后来与中国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交谈时,我都感到虽然中国与匈牙利远隔千山万水,而且存在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但是我对这个国家仍然一见如故.这里出现的许多现象以及它的烦恼和灾难对我来说都非常熟悉.中国努力想克服的困难与我们在匈牙利致力解决的问题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他们会从美国宏观经济学家或者西德中央银行的银行家那里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我们东欧人最能理解他们对于改革的心理和看法： 如果追溯到1968年,当时匈牙利已经废除了建立在中央计划指示上的指令经济.事实表明虽然公有制仍然在它的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共产党控制着整个经济体系,但是它仍然在运转着.虽然官僚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经常产生巨大的摩擦,但是它们仍然可以同时存在.我还在布达佩斯工作时曾极力批判改革的不完整性和不连贯性,然而我认为如果中国废除指令经济体系将会把它的改革进程向前推进一大步.这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经验教训,也是我希望向中国的领导层强调的教训l. 此外,我还希望引导他们关注这个过程里可能存在的麻烦和危险,即匈牙利改革的不连贯性、软预算约束以及扭曲的价格体制.中国在八十年代中期制订了非常有野心的发展计划.我特别指出过快的经济发展将为国家招致不少风险,即通货膨胀和对某些部门的忽略.我提醒中国经济学家们注意中国思想和文化中和谐思想的重要性,同时建议实现和谐发展而不是突进增长和强制增长.
当时在匈牙利和中国国内仍然阴魂不散的政治压力以及缺少自由和权利的社会现状让人们感到压抑.我们可以从某些迹象间接地察觉到这些情况.我们在欧洲或者美国参加经济学会议时往往可以轻松地从报告厅里的气氛、听众的表情以及听众对于演讲的反应判断出他们是否欢迎这场演讲,而这次在船上和中国经济学家一起参加会议时根本无法得到这种信息.无论在主席还是听众的脸上,我都读不出任何情绪.我必须依靠其他迹象来判断自己的演讲是否成功.在会议的休息时间,许多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会把我包围起来,兴奋地用结结巴巴但是勉强可以表情达意的英语向我提出问题.他们开始与我讨论如何将我的书引进中国.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每天都可以休息半天,所以我们乘坐的轮船经常乘这段时间停靠在岸边.有一天我们去岸上的一个农村集市闲逛时亲眼看到了农村改革的成果：集市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精美的水果、蔬菜、鱼类、贝类和甲鱼,而且各种肉类应有尽有.还有一天我们去中国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三峡浏览.我们乘坐划艇兴致勃勃地欣赏了那里的自然美景.当时已经有传言会放水淹没这个地区,然后建立一座大坝.这很可能导致三峡永远地沉没在水下.几年后这种传言成为了现实,那些美丽的景观也随之无从寻觅.我们最终在武汉结束了这次旅程.我还在武汉的大学发表了演讲.
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这次在“巴山轮”上举行的“轮船会议”对中国的经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会议记录被集结成册正式出版,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文章专门报道这次会议.中国经济学家经常引用与会者在这次“巴山轮会议”中提“的建议,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将它称为影响深远的学术事件.一年以后,也就是1986年,中文版《短缺经济学》面世.它的销量达到十万册,而且于1998年再版.这本书成为中国废除指令经济时的理论背景,而且所有开设经济学课程的学校都将它当作教材.包括《短缺经济学》在内,我一共在中国出了八本著作.几年后我再次访问中国时,一位市长和许多大学教师及企业管理者不断地告诉我“我是您的崇拜者”,这让我非常感动.
《社会主义体制》成书
1983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时决定写一本全面总结社会主义体制的专著.我在那里阅读的大量学术著作为它做好了充分的学术准备,而且我已经大致写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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