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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本质、短缺现象、我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破灭以及其他现象的过程中,我的灵感不仅来源于书本知识,而且来源于我个人的亲身体验.与此同时,我不希望将这本书局限在回顾个人研究成果的狭隘范畴里.我希望把我认为重要的其他人的结论和观点也融入它的概念结构中.我曾经从匈牙利同行和外国研究者的著作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特别强调了匈牙利真实经济环境对我的影响.除此之外,对我的观点产生影响的不仅包括印在纸上的著作.还有在我身边展开的对话,即匈牙利人对社会主义弊病和改革可能性的热烈讨论.这本书的引文和长长的参考书目可以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我在书中提到的其他人的观点.然而我必须补充的一点是：我并不打算写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思想史,也不打算在书中冷静地报告所有引起广泛争议、甚至可能相互矛盾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在匈牙利语版《短缺经济学》的前言里强调说这本书没有涵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是讨论了它的一部分,同时我还警告读者注意的一点是：如果将全面描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专著的全部内容设定为100％,那么《短缺经济学》只研究了其中的30％.而现在是以全面为目标写一部涵盖全部内容的专著的时候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书中会介绍所有与之有关的细枝末节.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也不是一部旨在提炼精髓并进行总结的学术专著的目标.就这本书而言,“全面”和“完整”意味着书中的分析过程将鉴别出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本质特征,并且讨论了被我们称作“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一社会一经济机制出现以及运转时具备的必要属性和充分属性.
《短缺经济学》没有讨论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中,除了前面介绍性的几章,它正是从这两个问题开始正式分析社会主义体制.这与其他众多比较经济学的总结性作品形成了反差.它将社会主义体制最典型的政治特点――极权体制――当作了分析的切入点,而不是其他作品惯用的中央计划经济或者公有制.
在《社会主义体制》介绍《短缺经济学》的章节里,我解释了鉴于早年的政治气候和因此采取的自我审查行为,我在《短缺经济学》中删除了很多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分析和观点.1983年我开始写作《社会主义体制》的初稿时下决心要跨越这些障碍.1984年我在哈佛大学开设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后开始无拘无束地分析共产党、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在这些问题中扮演的角色.1986年我在给学生发的笔记中将共产党扮演的角色作为第一个分析目标,这与后来《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顺序完全一样.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终于能够写一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专著.
我并不想将这本书的主题限制在大家经常讨论而且可能重合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主题.我努力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这本书,这样《社会主义体制》就不仅仅是经济学著作.而是涵盖了所有这些学科的社会科学专著.
大多数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著作都只进行了局部分析.它们主要考察了某些界限明确的领域或者某些体制特点.我感兴趣的是向人们展示出体制的各个部分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强烈的互动,它们共同决定了各个团体和各个社会角色的行为规律.我希望将这种方法称作“体制范式”.
这种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擅长使用“范式”的伟大人物之一就是卡尔马克思.他也写过文章讨论局部问题,但是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他努力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体制.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社会中特有的关系如何相互产生关联,以及他们如何相互决定对方的存在.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前言里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我是在1991年写下这段前言――这时引用马克思的话显然已经非常落伍,即使那些过去经常引用他的话的人如今也不再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情了.马克思对我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如何使用体制范式.
除了马克思,这本书的前言还提到了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以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是体制范式的代表性著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我的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写这本综合性专著时没有简单地将它“融入”某个社会理论的学派.任何试着将《社会主义体制》放进某个熟悉的“箱子”的人都会遇到不少麻烦.人们无法简单地把它归类为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或者哈耶克主义的作品.
我不仅希望通过这本书总结自己对社会主义体制这个主题的看法,而且希望通过对这个特定体制的分析阐明“体制范氏”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方法论,因为这正是我希望推动学术界接受的方法.体制演进与改革
我希望避免在这本书中使用规范性研究方法.我甚至没有提出什么是“良好社会”或者马克思、列宁及他们的后继者对于社会主义的幻想是否适用于建造“良好社会”等规范性问题.我对这类问题敬而远之,而是瞄准了实证性研究方法.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国家里,共产党长期掌握了国家的绝对统治权.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个“大家庭”包括二十六个国家,拥有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展示的是它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上实际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期望它能够实现的运行状态.
《社会主义体制》并不打算对社会主义体制评头论足.自从柏林墙倒塌后,这种做法显得非常廉价而且过于简单.正如我在前言中写得那样：“在今天谈起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时,至少要有这样的勇气：应该抱着科学客观的态度,避免一味的攻击谩骂；要告诉人们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相对平衡运转并不断复制自身.”
但是当我决心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时,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描述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点时不会受到自己价值观的影响,因为它们为我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我特别强调了自由、人权、人类尊严和个人主权的价值.尽管我努力做到客观地呈现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坚持认为自己有正当的理由强烈谴责违反这些价值观的行为.
在我的价值观体系中,社会体制的经济表现虽然不在这个体系的最高等级上,但是仍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根据常用的经济标准对它进行了评估：人民的福利体系取得了哪些发展它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技术发展的速度有多快经济体系在创新和使用创新方面具备多大能力我最终借鉴了列宁在社会主义转变初期使用的标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中,生产力较高的体制终将胜出.《社会主义体制》用列宁自己的标准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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